时间对毛泽东同样重要，双方在竞走中，都想击败对方。中共的积极准备，预备在是年台风季开始前，大举进攻，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有如下记载：
“在是年整个春季，尤其是在海南岛沦陷以后，彼等在福建沿海各城市作种种两栖的与空军的进攻准备。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大机场一度几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供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战争时美军所建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至可供运用之程度。在面对台湾之厦门、福州、汕头及其它港口，大量之登陆艇与种种型式之船舶皆在准备中。因此，在是年五、六月间，台湾亦在防备敌人之进攻，而这种进攻在蒋总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14]
台湾于一九四五年光复，“二二八事变”留下创伤的烙印，内战的烽火，虽从未直接波及这新近归回的海岛，覆巢之下无完卵，人民的生计和经济秩序，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株连。他们对“戡乱建国”本没有什么兴趣，现在要他们同舟共济，保卫台湾，号召起来，殊为不易。年轻一代的知识的子，受到中共巧妙的宣传影响，他们内心里，对“解放台湾”的态度，欢迎远多于畏惧。
中共对于情报战的运用，三年内战中，屡建奇功，当然它不曾放弃“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机会。“中央‘政治局联络部”以及“华东局”，分别从各种渠道，向台湾渗透。甚至光复不久，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即于是年十二月设立。蔡以下有负责组织的陈泽民，宣传的洪幼樵和武装工作的张志忠。除陈、洪两位，原籍福建、广东外，余则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中共，属长征干部。[15]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下列五项：（1）搜集境内军政情报。（2）向动摇的军政人员策反。（3）建立地下组织。(4)发展党组织。(5)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
其次，策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另一位陈宝仓中将，设法争取陆军阵前起义；搜集防御布置等重要军事情报。间谍网遍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军部队。
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政治上“内则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16]加以注脚（footnote），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江；曾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的李默庵，避秦南美。
四月底，行政院颁发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项措施，沿用到七十年代，全面开放观光护照，始予取消。
经济上，一样令人忧虑。台湾的面积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万，承继日人留下的交通建设、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称康乐。一下子涌来两百多万军民，人口压力随增，经济情况，早趋下坡，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于今尤烈。这种情势，得不到改善，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大陆时代的覆辙，改革币制，稳定金融，乃当务之急。
蒋先生保卫台湾的步骤，益见其老谋深算，处变不惊。对外，稳住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法律地位，争取与国。对内整顿军队，改革弊端，改善经济，肃清“匪谍”。
三月一日，蒋复行视事，重新打出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法统上，李宗仁赴美就医，“医病”为名，留美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做起寓公，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实际执行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职务，究竟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宪法精神。联合国的席位，由苏联带头，已酝酿由中共取代，复职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事在必行。所谓“顺应群情”，固有玩弄政治把戏的成的在，蒋先生的声望，在岛内爬升，并非过甚之词。
董显光说：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扰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己以身许国。他不计自身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17]
陶希圣所撰《我们怎么办？》的文章，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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