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谋罪名将之夕上决。
(3)公开事买真相，是政府公正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三月（六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27]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九人委员会，历时五十天，完成调查报告。孙将军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孙“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28]
调查报告，长达一万六千余言，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一九三七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29]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今。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香港的《祖国》杂志．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
（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
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立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的，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
“①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②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谋，自寻死路？
③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④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⑤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30]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然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煞有其事，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31]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这位民国时的的赵构，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展布，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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