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用平易可亲的语言和伤员们打着招呼。
“什么地方受了伤，小伙子？”
“是胸部，长官。”
“好，”他提高了嗓门，以便让其他人都能听得见，“你听了可能会感到有趣，我最后见到的一个德国兵既没有胸腔也没有脑袋。”
他来到一名带着氧气罩、已失去知觉的伤兵身旁，脱下头上的钢盔，跪下，把一枚紫心章别在他的枕头上，对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然后站起身来打了个立正。
他又到了另一个医院，看到一个二等兵蹲在包扎所附近的一个箱子上面，身上没有绷带。他走过去问：
“你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自己受不了啦。”二等兵答道。
巴顿怒不可遏：“你是个令人恶心的胆小鬼！”边骂边用手套抽了他一记耳光，并把他抓起来一脚踢出了帐篷。接着又是一阵吼叫：“不要收这个狗东西..你这个没出息的孬种，马上回前线去！”
二等兵被人扶起来，发现身上很烫。一查，身温39 度，另外还得了疟疾和精神优郁症。
这件事谁也没追究，巴顿也很快把它忘了。事情本来可以就这么过去了，可巴顿偏偏有视察医院地嗜好。一周后，他又来到一所医院，结果又让他碰上一个没缠绷带、但混身发抖的士兵。
“你有什么病？”
“我的神经有病。”
巴顿大叫：“你说什么？”
“我的神经有病。我再也受不了炮击了。”说着，小伙子抽泣起来。
“他妈的，你的神经有病，我看你不过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接着一记耳光。
“不许他妈的再嚎了。我不想让这儿的这些负了伤的勇士看着你这个狗杂种坐在这哭哭啼啼。”跟着一记拳头，把那人的钢盔打落在地。
他转身冲着院方领导大叫：“你绝对不能收留这个狗杂种，他根本没有病。我不允许医院塞满了这些怕打仗的狗东西。”
他又转向那个士兵：“回到前线去，你也许会负伤或被打死，但是你要打仗，要是你不去，我就让你靠墙站着，叫执法队枪毙你。”说着，他就伸手去摸挎在腰间的手枪。“实际上，我应该亲手毙了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哭鼻子的胆小鬼！”
他当然没有胡来，只是把枪晃了晃。但这一次他再没那么幸运地躲过去了，虽然他的同事们起初想把这件事给掩盖过去。布莱德利、亚历山大把下面的上告信一声不响地锁进自己的保险柜里。但医生们不依不饶，他们把上告信交到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那里，并且捅给新闻界。幸好那些负责的记者没有直接报道出去，而是先去找了艾森豪威尔。起初，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后并未感到过分吃惊，只是觉得他“不得不把巴顿将军骂一顿了”。于是，他一面派人去西西里实地调查，一面坐下来亲自给巴顿写了一封信，狠狠地责骂了他，并要他去向被打的士兵、向当时在场的所有医生和护士、甚至要向整个第7 集团军道歉。他本来想在圈内了结这件事，而不愿把它上报或传出去，那样事态就会变得意想不到的严重，最终将迫使他“不得不把巴顿不体面地遣送回国”，而他是不想失去巴顿的，因为“巴顿是我们从事这场战争不可缺少的人物，是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一个人物”。
但没过两天，记者们便找上门来。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要求撤巴顿的职，甚至要求最高军事法庭过问此事。艾森豪威尔平心静气地对他们解释说他需要象巴顿这样一位具有一往无前精神的指挥官：“他对他的士兵要求越是苛刻，他就越能保全这些土兵的生命。他一定是不知疲倦；无情地要求部下使出最后一点力量。巴顿就是这样一位将领。因此，我觉得，为迎接欧洲战场上的各大战役，应当保住巴顿。”记者们为艾森豪威尔的真诚态度所感动，答应不报道这一件事。
巴顿对自己的粗暴行为并不感到真正后悔，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事，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不太讲究方法”：“晦，我就是太急躁了，但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对艾森豪威尔要他道歉的最初反应是：“见你的鬼去吧！”但不到10 分钟，他便改变了主意：“好吧，我道歉。”然而，他所谓的道歉就是把有关人员集结到巴勒莫王宫他的办公室里，对他们说他的行动是为了士兵好：对于一个精神消沉的人，如果有人“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一下”，他的生命可能就会得救。10 天后，他又把一大群士兵集合到一个剧院里，脸色阴沉他说：“我想我还是站直在这里，让你们大伙看一看，我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他在假惺惺地表示悔恨的同时，又大颜不惭他说他在使用一种可以制止精神失常的疗法，觉得他“又拯救了一个灵魂”。
这就是巴顿，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打耳光事件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巴顿在他的已勒莫王宫悠哉悠哉地过起了国王般的生活。但终于有一天，一个实在憋不住的记者在事件发生的3 个月后把它捅了出去。这个过时的新闻立刻在美国国内炸了锅，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个议员甚至提议把巴顿派到日本人收容所去，让他到那儿去打“小日本”的耳光好了，谁也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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