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最信任的助手、主管他在白宫的私人办公室的人退回的。因此可以作出一个合乎
逻辑的推论，这位“极为显赫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自这种猜
疑还有进一步的道理，因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并没有归入史汀生的白宫公函
档案。不知是事出偶然，还是由于另有考虑，这两份文件都埋藏在有关菲律宾的数
量庞大的一般信件中间。可是，陆军部长与总统的往来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档
案里却有第二封信用复写纸打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诉罗
斯福，他随信附上“有关日本人从上海向南推进的另一份备忘录”，还附有英国方
面的估计。史汀生很细心地为文件加了注释，“这份文件己把原来的口头材料大加
压缩。”把这两个备忘录作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试图加上这一行字来
增强第二个备忘录原有的紧迫性。“后来收到的报告表明，这项行动已经付诸实行，
有人在台湾以南见到了这些船只。”可是陆军部长显然是在那天上午与军事情报机
构通过电话之后匆匆写下的记录中，他明确地写道：“自从这五条船的船长上次从
上海发来报告后，未收到过各位出海船长新的直接报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经加盖印章归档，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笔（填写的），
还细心地加上收信的时间是十二时二十分。在这份文件的上端有铅笔写的附注，
“要看全份材料（？）请看白宫档案”。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说总统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
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过是日本人在执行预定的行动计划这种并不十分惊人的消
息。史汀生传递同一情报的电话和副本在送到后的当天就被退回了——这些消息促
使人们放弃为同日本人达成协议而作的任何进一步的企图应该是很惊人的——说明
这么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伪装作用。显然，假如陆军部长有关那一天的事情说法能
够成立，就不会有这封信的两个副本仍然留在总统的档案里了。史汀生认为这些文
件特别重大，从这些文件被深藏在他的最机密的档案菲律宾文件的卷宗里而得到证
实。可是他的“公务”日记里关于罗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国
会提出珍珠港事件报告时才公之于众的。
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统和陆军部长编造了一个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
来隐瞒那天早上送到总统早餐托盘上的那份情报的真正性质和来源。既然史汀生的
说法特别与据说是一份未曾投递的某个报告的情况密切相关，就说明对从陆军和海
军渠道得到的、可能说明日本意图的其他情报就更不受重视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
一份“魔术”小组截获材料说明，入侵泰国的行动在即；同一天有消息说，看来是
运送部队的船只在台湾南部集结，而前一天荷兰的一艘潜艇发现一支远征部队乘船
向帕劳群岛驶去。
看来史汀生的信件，或者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的情报总览，都不
大可能竟会成为足以促使总统作出惊人反应的有效推动因素。几个小时之前，袭击
珍珠港的部队已从他们在千岛群岛的秘密会合点驶出，但是由于他们严格遵守不得
使用无线电台的规定，他们这次的日本作战计划的开头行动不可能——也的确没有
——被美国的监听站发现。已经得到的证据表明，日本部队继续南移，但是前进的
速度可以预料是不会过分惊动美国的军事分析家的。荷兰的潜艇经由伦敦提出的报
告作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有关这种行动的方向或实力尚无明显的迹象，情况必
须加以监视。”
的确，这两项临则建议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制止日本有任何进一步的南进。所
以，凡是能说服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把事情全部推翻”的事，必定严重到足以使他
们相信，避免冲突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他们那天上午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已经不
可避免了——而且很快就会爆发——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决定放弃为取得三
个月的和解而作的任何谈判努力了，这种和解肯定会被人们指责为姑息，而且在日
本发动攻击时削弱美国政府，甚至使政府丧失信誉。
因此，如果推断，不论总统那天上午得到了什么消息，都必然是某种正面的战
争警告，这是合乎逻辑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确，绝对可信，来源可靠，而且
是通过完全秘密的渠道传给他的。关于也许能指出消息可能的来源和渠道的线索，
可以从威廉·斯蒂芬森的叙述中找到，他是英国当时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网的负责人。
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校把已经放弃试图达成临时协议的消息告诉了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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