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面作大，才能翻云覆雨
不论是要建立功业，还是贪赃枉法，都是仅个人的力量绝难实现的。建功立业，改革旧习，要靠一批精明强干的得力助手，上下呼应，尽力而为才有可能成功。这方面，成败炯异的例子充斥史册，北宋王安石变法，尽管王安石雄材大略，变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仍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用人不当，没有做出精诚团结的良好的局面，变法中人各个心怀二意，以变法为名，成一已之私，才使得诸多出于善意的法令变成百姓不堪重负的苛政。善于将局面作大，以此为基础成就大业的，则首推清季的曾国藩。曾国藩在他的《杂著居业》一条中说到“古代英雄的事业必定有其坚实的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何内，魏在兖州，庄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做事一定要有基础。曾国藩起兵之时，局面尚未打开，所以，尽管他盛情相邀，仍然是应者寥寥，及至他第二次出山，先向朝廷求得实权，对稍有才能的人便保奏、举荐、使得忠心于曾氏的人，在朝中越来越多，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会合景从，如龙得云，如鱼得水的局面，四方豪杰之士，纷纷前来投靠，曾国藩才成其经世之业。
贪赃枉法较之建功立业，更需要把局面做大。功业不成，至多落得抱憾一生，丧志而毁，而贪赃倘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所以，古来的贪官全都投注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络，像和珅上至乾隆皇帝，封建王朝的最高统计者，下至各地州县的官吏，政府政策的基层贯彻者，全都建立了深厚密切的关联，至于中央政府中的各个要害部分，和珅不是亲自担当要职，就是选派自己的亲信掌权。如任命年老昏庸的苏凌阿掌管吏部，任吏部尚书，将朝廷的选官大权操纵在股掌之中。
这样一来，朝廷上下的大部分官员相互纠结，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紧密相联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但有警讯传出，和珅凭借他众多的耳目，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报告，然后，部署应对之策，立刻就会将危险消溶于无形之中，由于和珅的局面铺的实在太大，即使皇帝有意铲除他，也要考虑再三，因为有太多的人牵连其中，仓悴行事，一定会造成朝廷的重大动荡，这是所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不可能对朝廷的官员来一次大换血，毕竟，统治还要依靠这些行为不轨的官员，统治者唯有得过且过，抢补漏洞了。
因此，后来，当嘉庆帝下决心要铲除和珅时，动作出奇的迅速，断案也超乎寻常的敏捷，只是严惩了和珅及其族人，赐和珅一条自练自裁，至于那些依附和珅、凭借向他行贿，效忠而升迁的官员则大名既往不咎。不能不说，嘉庆帝的这一决断有着高明的眼光和见识，也可以看见，局面做的极大如和珅者，也很难脱逃厄运。
为属下谋发展使人效忠
中国古人强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即是说，自己建立功业的同时，也要帮助别人建立功业，这是传统儒家对人的道德修养的要求。和珅毫不废力的把应用到如何收买人心上，同样了收到了奇效。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决定第五次南巡，在此之前，刚刚依附于和珅，出任泗阳县令不久的国泰，就接到了和珅的一封密信，信中说皇上此次南巡，必然会去祭祀孔庙祭孔之后，一定会途径泗阳县境内，合计皇帝经过的地方应在距离县城东边五十里的地方，命国泰在此精心筹建一处行宫，以博皇上的垂青。
国泰读罢信，简直要把和珅当做再造父母般感恩戴德，马上命人四处筹措银两，调集全县能工巧匠，加紧修筑，就在离泗阳县城五十里，和珅指定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行宫。
乾隆一路由北京南巡，进入山东境祭祀孔林、孔庙，向世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国策，然后，又向南进发，路过泗阳县境内的时候，在一片葱郁的密林中隐隐约约听到了溪水声，接着，眼前豁然开朗，现出了一座优美别致的建筑，乾隆一见，心中顿时高兴起来，和珅忙走上前，说道：“泗阳县令国泰，在此地专为皇上修建行宫一座，已将行宫的绘图给臣看过，庭台楼阁美不胜改，皇上正可前去小歇。乾隆闻听，更加高兴，命人进入行宫，只见行宫修建的绝不同于寻常园林，园中借助林内原有的溪流因势利导，令溪水在亭榭间纵横交错，迥环曲折，而那些亭榭也是清幽可人，令见惯豪华铺张的乾隆顿生世外之感，当即命和珅召见国泰，国泰面风皇上，从容应对，和珅在一旁赞不绝口，两人博得龙心大悦，马上降旨擢升国泰为道台。国泰自是感恩不尽，免不了又给和珅送去了大量的金银，对和珅从此言听计从，绝无二心，其他投靠和珅的官员，知道和珅略施小计国泰就会擢升为道台之事，心中也兴奋不已，企盼着这样的事情不久就可以落到自己头上。
了解人性的弱点
1、了解人性的弱点
和珅在官场屹立不倒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于洞察人性，能把握人的喜好，进而控制，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握准了人的性格后，和珅就会依法施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坚决打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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