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马上说：
“应该飞到格鲁吉亚去。”
他提议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周六晨起程。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星期六8点，我同往常一样，开始工作，注意观察诺里尔斯克局势：矿工们在看到我和沙拉耶夫的电报后，立刻升到地面。我为一个什么问题打电话给苏共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助理回答：
“他正在开会。”
“是什么会议？” 我想知道。
“讨论格鲁吉亚事件。”
“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不是要飞到那边去吗？”我奇怪了。“现在讨论是不是早了点？没有出什么事吗？”
“什么事也没发生，”梅德韦杰夫的助理安慰我。“帕季阿什维利（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控制着局势，谁也没去格鲁吉亚，没有必要……”
那次会议上究竟讨论了些什么，我至今不知其详。但我认为总书记不可能不知道。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履行他的委托。我不理解两位有多年领导资历的党的工作者怎么就这样破坏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我想，在谢瓦尔德纳泽当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他恐怕未必忘得了游行示威者，但也未必会急于去纠正局势，更何况帕季阿什维利正在“控制着”局势。他是怎么控制的，我第二天才知道。我接待室的值班员往别墅来了电话，激动地给我读了关于第比利斯深夜事件的密码电报。我只问了一句：
“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不知道，”值班员小心地回答。“没来电话，没有邀请……”
4月9日事件不是一次自发的、随意之间发生的行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
还是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说起。在格鲁吉亚，仿佛是随着魔棒的一挥，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组织和团体就纷纷出笼了。如果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到地区经济核算和自我管理原则时还是相当注意使用外交辞令的话，在格鲁吉亚一切都是立刻摆到政治层面上来谈了。出现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等口号，紧接着又出现了“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领袖人物。实质是格鲁吉亚成了操练反苏活动的演兵场。西方“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
1987年末成立了“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在共和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多个“领袖”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圣伊里亚真理会，领导人为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
伊里亚?恰夫恰瓦泽自由主义者协会，领导人为奇亥伊泽、马穆利亚、恰夫恰瓦泽；
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领导人为尚格拉亚等人。
同时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掌握了面向青年人的报刊和电视。在改革口号的掩盖下开始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格鲁吉亚历史，揭露俄罗斯“帝国”的政策等等。
1988年这些团体的领袖们开始积极活动，发起和发展了共和国内反对苏联共产党和现存制度的政治运动。他们把重点放在青年大学生身上，大学生的群众集会在他们眼中是人民积极性和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还把重点放到了相当一部分文艺和科研知识分子身上，这些人在当时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乱中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迷醉。
格鲁吉亚反对派势力得到了一部分接近谢瓦尔德纳泽、在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任期内同他合作过的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宣称，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他们在所谓的权利捍卫者和起劲反对格鲁吉亚苏维埃制度的人当中寻求支持，以求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一部分人中就包括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
我不可能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作出政治鉴定。我只想谈谈当时反对派中最活跃的领袖之一——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后来的命运同这个人有关。加姆萨胡尔季阿为1939年生人，毕业于西欧语言系，语文科学副博士，是户斯塔维里研究所的研究员。1956年因组织非法的旨在争取格鲁吉亚独立的戈尔戈斯拉维利协会而第一次被捕。
这个人之所以有名是沾了他父亲——格鲁吉亚文学经典作家老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光。儿子赢得了维权运动受难者的光环。无限的虚荣心强烈地控制了这个人的一生。他比别人更有权力欲，甚至企图赢得大选……成为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大牧首。1979年他再次被捕，并被送交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他完全认罪，并就此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被判三年流放，由于共和国领导说情，服刑地点定在高加索阿尔卑斯山牧场。刑满归来后，他实际上与积极的政治生活隔绝，直到80年代末才又重新登台。
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群众集会、会议、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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