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也同意，但我认为，杜布切克毕竟是有功劳、有威望的，他的弱点正是过于忧柔寡断，可否给他保留一个职务，议会副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否也应该……”
“他应该被枪毙，”波德戈尔内怒气冲冲地说，“我们绝不能再对那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仁慈，他是国内动乱的总后台。”
“好吧，这个问题就这样决定了，我还想听听你们对中国的意见。”
柯西金抢先说：“中国虽然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但毕竟还不能构成真正的威胁，这一点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军方提出的‘战争决胜论’，我认为起码现在是不可取的，我们的麻烦够多的了。去年的经济状况很不好，粮食减产，副食品紧缺，生活消费品匮乏。人民已经有了很多的不满。如果再同中国动武，势要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开支。而现在的军费已经使国家经济无法承受了。不要忘记，我们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美国。现在我们能够同美国抗衡，是因为我们的实力差距不大，一旦伺中国开战，我们的实力将会大大减弱，而且战争一旦爆发，中国辽阔的幅员，稠密的人口，势必决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将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到那时候，离我们的末日也许不远了。”
波德戈尔内沉吟了片刻，说：“我同意柯西金同志的观点，中国军队在边界的军事部署，似乎不像要打一场进攻战。但是，对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给予惩罚……”
柯西金插话说：“这一点，我认为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同中国达成协议。以避免边界再发生武装冲突，如果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有丧失理智的话，他们会考虑我们的建议的。因为在这种边境武装冲突中，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勃列日涅夫；“好吧，捷克党的改组，由谢列平同志去考虑。中国问题就由柯西金同志去处理好了。我想，中国如果一味好战，继续挑起事端的话；就让军方去教训他们。”
50年代，中国和苏联还相处在蜜月时期时，为了便于两国领导人经常接触，在莫斯科、北京之间架设了一条热线电话。进入60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淡漠、疏远，这条热线已变为死线，久弃不用了。
3月29日晚8点30分，这条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
中国年轻的女话务员惊奇地插上机塞。
“喂，你们是北京吗?”
“是啊!您找谁?”
“我找毛泽东，我要和毛泽东通话。”
“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顿时怒火填膺，大义凛然地：“呸，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敢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
“那，找周恩来也行，我能和周恩来通话吗?”
“死了这条心吧，周总理很忙，没空听你的电话，就有空，也不会听你罗嗦。”
“啪哒”一声，电话挂断了。
拔下机塞，女话务员在机房里喊起来，“哎，你们猜，刚才谁打电话找毛主席?”
守机员们停下了工作。
‘哈哈，是沙皇柯西金。我把他臭骂了一通。”
机房负责同志一听这话，吓了一跳，严肃地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你昏头啦？”
女话务员惊怔住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给我接总理，快。”
女话务员委屈地流下了泪水，她想不通。和新沙皇有什么好谈的呢?对待敌人，不是应该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么?
年轻的女话务员哪会知道，柯西金放过来的试探气球被碰碎后，他便放弃和平努力了。此后险些酿成了中，苏两国的核大战。直到另一个事件出现，柯西金才又一次扮演了和平的信使。
一个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按照苏联的旨意进行了重大改组，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成为党的第一书记，主席团副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了职务。主席团委员中被解除职务的还有布拉格市委书记博胡米尔·西蒙，摩拉维市委书记约瑟夫·什帕切克，弗拉吉米尔，卡布尔纳，利布塞，赫尔迪诺娃也一并被清除出主席团。
当天夜间，布拉格和全国各地对3月29日聚众闹事者进行了大逮捕，103人被逮捕，894人被非法检查，2300多人被传讯受审。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四
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
劫后余生的四位老帅坐在了一起。
叶剑英望着陈毅，打趣地说：“陈老总，看你的脸色还不错嘛!外交部的炮弹没打倒你哟！”
陈老总诙谐地说：“外交部?外交部的炮弹都是臭弹、瞎弹，他们哪会放哟!这种炮弹满天飞，我照样饭吃得香，屁放得响。我是怕刀，一把暗夜杀人的冷刀，那可是一刀哩！”
三位老帅马上明了陈毅的所指。持重的徐向前元帅说：“我看还淡点别的吧，有人听风就是雨，‘兵变’‘逆流’闹得还少么，咱们几个，都连着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动就起风哩！”
陈毅：“我就不信邪，他能一手遮天?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是谁的天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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