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耶维奇上下大幅度地摇撼着勃列日涅夫的手,激动得涕泪横流,如果不是处在公共场所,他一定会放声地号啕个痛快。
第二天,康巴耶维奇领到了处于瓦席列夫大街住宅区的一套三居室的钥匙。
勃列日涅夫既无杰出的才能,又无显赫的功绩,居然能在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安然度过了18个春秋。晚年长时期的昏迷,失去了理智,也未有人觊觎他的宝座,直到他长眠不醒,才由安德罗波夫接替,这实在令外界迷惑不解。
其实,只要深入到内里,看穿了他的这套把戏,就可以从中领略他成功的诀窍。
勃列日涅夫刚离开康巴耶维奇,就被西蒙诺夫、纳吉宾、列克姆丘克等文学家、剧作家包围了。他们轮流同勃列日涅夫握手,热情地问好。
这些苏联的文坛巨匠之所以如此敬重勃列日涅夫,一方面是由于他至高无上的党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功利主义的原因。
当时的苏联,文化管制是十分严厉的,许多剧目,电影在试片时便被禁演、打入死牢。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如索尔仁尼琴等还被驱逐出国。一般说来,文学家、艺术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与党所期待的宣传目标是有一定距离的,党所注重的是社会进步的主流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而文学艺术家们则全身心地去挖掘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缺陷。更何况,在艺术的殿堂里,悲剧美具有比和谐美满强大得多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因此,这些文坛巨匠们的艺术追求与党的宣传政策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作品遭到禁演、禁止出版的命运也屡见不鲜,但是很快,几个聪明的艺术大家便找到了护身的法宝。在文化部试演审查时务必请到勃列日涅夫,他天生喜爱戏剧和电影,只要没有重要活动,几乎每请必到。倘若他观看了剧目、电影,并且感动得流了眼泪,就等于获得了公映权的通行证。以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负责理论宣传的上级官员追查下来、文化部门就可以用“勃列日涅夫看过了,并且流了眼泪”抵挡过去,上级官员闻此,只能哑口无言。
在苏联文化艺术界,勃列日涅夫流眼泪是一个好徵兆,虽然它不可能流淌出一个绿色盎然的春天,却可以滋润几待枯死的三两片弱芽。可惜勃列日涅夫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毕竟是太忙了。他能审看的戏剧、影片非常有限。
在艺术沙龙里,一些艺术大师们曾私下议论过,如果勃列日涅夫肯屈尊就任文化部长一职的话,也许日子会好过得多。但立即有人反对:“到那时候,他的眼泪就不灵了。”
说实在话,勃列日涅夫是非常喜欢同文化艺术界的作家,演员交朋友的。有时他看了一本感兴趣的小说,便会托秘书给作家打去一个莫名其妙的祝贺的电话。此刻,他握着西蒙诺夫的手说:“你最近写的长诗《乌苏里江的血》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很感动。”
他没有说流眼泪。
“诗中提到的‘黄祸’,我看很有现实意义。中国红卫兵来到莫斯科的想像,也极富浪漫色彩,我看不仅仅是普希金的塑像被打碎,托尔斯泰去劳改,恐怕你、我都要去劳改吧!”
这些艺术大师们都开心地笑起来,笑得很廉价。因为勃列日涅夫的玩笑并不幽默。
第二天一早,当勃列日涅夫乘着他那辆美国总统赠送的罗尔罗伊斯轿车,来到克林姆林宫的办公室时,总理柯西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已经在等候他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8月13日苏中边界冲突事件你预先知道吗?”柯西金压抑着怨怒,语调带有质问的味道。
“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
勃列日涅夫避开柯西金的质问,令人无法捉摸地反问一句。
葛罗米柯用心老辣地说:“这件事如果您也不知道,就更成问题了。昨天,格列奇科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他想得到什么?是因为在达曼斯基岛我们吃了亏,所以就在这边反咬一口?这种政治上的近视眼和小家子气,与我们党的地位太不相称了。”
柯西金接着说:“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能有什么效力呢?去年他派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国家的威望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损害。正在推进的亚洲安全体系已到了关键时刻,不少亚洲国家本来就对我们抱有种种疑虑,这一顿枪炮,把他们打得更是远离了我们。这等于宣告了我们耗费巨资,苦心经营了近半年的亚洲安全体系的破产……”
勃列日涅夫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一边沉重地踱着脚步,一边不安地绞动着手指。”
“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葛罗米柯将一叠电报掷在桌上。“看看吧,这是我们20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在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方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么这一回,几乎全世界都认定了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即便是耍戏法,也应该玩得漂亮些。格列奇科实在是一个既狂傲又愚蠢的家伙。……”
勃列日涅夫认真地倾听着、思考着、仿佛经过了一番深刻的反省后,忠诚地问,“你们的意见,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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