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真正的间谍却隐藏得没有踪迹。敌人究竟掌握了多少情报，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他仍然没有掌握。而对整个兰化公司进行每天24小时监视却也看不出任何谍报行动的迹象。现在他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迪卡特和中岛芳子的联系，他必须小心地从这个线索下手。
现在何其妍被扣在了北京，而戚文彰为了谨慎起见，也不敢再派新的人员打入中岛芳子的身边，侦查行动只能在她的外围进行。戚文彰静静地等待机会，这就像猎人和狡猾的狐狸一样，双方都在等待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闯进兰化公司。在那个时候，人们经常看到载着红卫兵的卡车四处乱闯。闯进来就是一个目的，抓人。这些红卫兵通过“造反行动”，查抄各个单位，甚至政府机关的档案室。通过这些档案，他们不断甄别和发现新的“反革命分子”，接着就是按图索骥，四处抓人。一时间满街跑的都是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卡车。现在的读者也许会奇怪，红卫兵们何以搞来这么多汽车？其实说来很容易，只要在马路上拦截就行。高喊口号声明自己 是革命行动，哪个敢不支持？后来的人们为此造了一个词汇，叫“*”，显然是脱化于国民党追杀共产党时期的“白色恐怖”一词。
从面的意义上说，这个“*”下，要比“白色恐怖”更加恐怖。
因为“白色恐怖”针对的是共产党及其嫌疑人，而“*”却是谁也说不好铁拳何时就砸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一次，冲进兰化公司的卡车抓的人是周洁妤。理由已经写在了挂在她胸前的纸板上：漏划特务分子。更为可笑的是，周洁妤成为“特务分子”并不是因为给瓦特送了情报，而是因为她隐瞒了自己的“海外关系”。
这一突发事件对戚文彰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假如周洁妤是无辜的，也就是说她不是间谍，那么戚文彰至少将失去了一个站在最佳位置的耳目。而如果周洁妤是间谍，那这么稀里糊涂地抓起来就更加麻烦。
戚文彰找到红卫兵造反组织的总部，亮出自己的身份，要求他们放人。他告诉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周洁妤现在承担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这里的造反派头头却根本不理他那一套。他们振振有词，周洁妤的问题是北京的红卫兵革命组织揭发出来的，如果他们不采取革命行动的话，就等于在自己的身边埋藏了一颗定时炸弹。
戚文彰无论如何说服不了这些“革命小将”，于是只好求助兰州军区保卫部的马大军。此时戚文彰可以说对马大军乃至对兰州军区不少人都有“救命之恩”，他关于“照片事件”的一个结论使他们解脱了被整被怀疑的危机。所以马大军此时必须投桃报李。另外，马大军当初虽然对戚文彰放走周洁妤有些不满，但是现在对红卫兵乱抓特务就更不满，用他的话说，“什么他妈的漏划特务，简直扯淡！如果特务分子是能够划分出来的，那情报部门还干什么用？”
马大军带着一群军人来找造反派，告诉他们自己是军管会的。现在找他们要周洁妤。毕竟“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造反派明明知道是戚文彰搞的鬼，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把周洁妤交给了他们。
1964暗战原子弹（三）（1）
周洁妤恢复自由的第二天，戚文彰突然接到跟踪周洁妤的侦查员的电话，报告说，周洁妤提出来要单独和他谈话。戚文彰有些差异，周洁妤一下子就发现了暗中盯着她的侦查员，而且找上门来对话！这让戚文彰有些尴尬，不是说明周洁妤太机灵了，就是他手下的人太笨了。假如周洁妤是间谍还情有可原，如果周洁妤不是间谍，那就恐怖了：
跟踪迪卡特的人岂不早就暴露了？
接着戚文彰发现周洁妤选择的接头地点也很像那么回事：在一个大商场附近僻静的小茶馆里面。这样来去都不引人注目。戚文彰越想越觉得这个周洁妤不得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和决定，这个周洁妤到底会给自己的侦查带来什么呢？
戚文彰走进茶馆，发现周洁妤坐在一个角落里。他在她的对面坐下。
“我愿意为你们工作。”周洁妤开门见山，没有等戚文彰坐稳就说出这么一句。
戚文彰抬眼看看周洁妤严肃的神情一时不明白她说这话的用意，当初他明确地跟她说过，如果发现可疑的迹象，希望她向自己报告，而她也答应了，现在又特意找自己说明，是什么用意呢？
“你发现了什么吗？”戚文彰问。
“现在还没有，但是我想要发现什么，是能够做到的。”周洁妤样子肯定地说道，“我知道你们怀疑迪卡特是间谍，我也怀疑他有问题。”
这是不是个圈套？这个问号只在戚文彰的脑子一闪而过，但是他迅即否定了这个想法。
周洁妤此时丝毫没有注意戚文彰的表情，她继续说着：“我找你来，就是要跟你达成一个协议。”
戚文彰恍然明白了：“你说。”
周洁妤：“我想首先得到你的信任。”
“然后呢？”
“然后，我去找他，我觉得他需要利用我。”
戚文彰点点头：“你准备用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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