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亲自打开了大司农的封事：
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这两天受到了惊恐，加之他刚刚亲政，因而将天有灾异即诏公卿议政这一本朝早已仪式化了的行政惯例，看得新鲜而重要。作为一个小孩，天子对灾异有着无知的好奇；何况，为大将军和太傅翻案，又是由张奂提出的。在阅读封事的过程中，大将军、太傅、窦太后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眼前：大将军带着仪仗站在夏门亭的寒风之中；太傅殷切教诲自己时，颤动着的下巴上的银须；醒来时坐在床边，看护着自己的太后。张奂的话，大概是对的吧?
相继而来的是郎中谢弼、光禄勋杨赐等公卿大夫的封事。他们的意见，与大司农如出一辙。其中谢弼的话更为耸听，他引用了《诗经》中“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诗句，指出御座上的那条蛇，作为象征天子的龙的同类，正是太后在自然界中的化身。因而这种怪异的现象，就被解释成由于天子辜负太后援立之恩，仍隔她于空宫之中，太后愁苦而感动天心的结果。本朝尊崇周礼，为人后者为人之子，在天子入继大统之后，孝桓皇帝和窦太后就是他的法定父母。本朝又以孝道治天下，天子这样做，势必无面目以见天下!和别人不同的是，谢弼还进一步向天子提出了挽回诛杀大将军这一恶果的方法：征辟故司空王畅和长乐少府李膺执掌中枢。
不能说，天子对他们的言辞无动于衷，可即便打动了天子，天子又能有何作为呢?果然，天子感到茫茫然了，他第一个反应就使得这些认真负责的士大夫们大失所望：他竟去找中常侍们商量了。
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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