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钜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党魁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再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钜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钜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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