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帖木儿、脱脱、贾鲁、答失八都鲁、段功这几位都是和早期红军作战的元军猛将。那时候红巾军还属于乌合之众。经常十万几十万的红巾军败给元军。如果不是几次奇迹般的战役，反元军早就完了。
当这第一代元军将领逝去之后，第二代的察罕帖木儿、波罗贴木耳之辈元将更加勇悍。以至于北方红军全灭。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代枭雄朱元璋的铁军。第二线红军在一线红军作战的时期逐渐成熟起来了，而且更加强大。元朝覆灭，不在于朱重八如何的了不起。而在于一线红军至正11年到23年，10余年的奋战。
朱元璋和陈友谅火拼的至正24年，正是北方红巾军全军覆没的一年。刘福通战死，朱元璋为救小明王率军北上才遭到汉军的全力攻打的。这时候照理说元军势力强大，坐山观虎斗后应该消灭疲劳的吴军，说什么也不会让朱元璋从容吞并汉，然后灭张士诚的东吴。可是没有一个元兵出现。
为啥？这会元军忙着呢。
破了刘福通主力红军的孛罗贴木耳的山西元军和察罕贴穆尔的山东元军打起来了。正在内战。察罕就是赵敏的父亲。孛罗军没有南下灭红军，反而北上大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元太子跑了和王保保合军反击孛罗军。这一战一直打到至正25年。孛罗死了。总算该南征叛军了吧？没有接着打。察罕贴木尔军，王保保固然是嫡系，但是主力中也包括李思齐等老将。根本不听王保保的南征将令。然后元军最后一支主力就开到西北晋陕一带开练。元顺帝居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如果元军的两大主力在消灭红巾军主力刘福通部后。趁着红巾军陈朱两部火拼，分兵南下。两军当时的力量均不足以对抗元军。张士诚、方国珍等本来就是奉元正朔，墙头草，几乎会望风而降。那么元朝将中兴。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朱元璋就在元军火拼的这三年中统一了南方。
如果列入排名第9，10的人物大概非孛罗和王保保莫属。
元末战争的两大奇迹，前期的高邮战役元军溃散和末期的元军内战，说穿了就是一件事。元庭的政治混乱，争权夺利。
元代市镇
更新时间2010-7-19 21:08:16 字数：3947
元代早期的市是交换地点，镇为军事戍守地，发展到宋代，市、镇连称，已成为工商业活动场所的一般性概念。广义的市镇包括首都与路、府、州、县治所以及市镇、村集、市墟等若干层次。市镇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市镇较之宋、金时代有比较显著的发展变化。
城镇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除首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与元之路大致为两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宋代版图最广时设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个，其中除去原燕云十六州、北方地区、西夏、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的数量仍超过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宋代诸州县城镇人户按城镇户口编制管理，说明当时工商业发展引起城市管理体制的划时代变化。元代在城市中仍实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的厢坊制②（分隅、厢、坊、巷等层次），但管理体制发展变化更为显著：除四川、岭北、湖广、云南等行省的一些边远地区外，路级治所均设录事司，“掌城中民户之事”。该司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与州、县并统于路。大都则设左、右警巡院，“分领坊民事”，下设四隅，辖五十坊；南城区居民区划分为六十二坊，后添设南城巡院管辖①（大同路、辽阳县元初均设警巡院，改置路所后废罢）。原南宋首都临安府曾于宋高宗时设九厢，元改路后，分设四隅录事司，后并为左、右两处录事司②。元代一百八十五个路治所在地，绝大部分设置专管城中民户事宜的机构，无疑是为了适应中心城市民户增加、事务繁杂的需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程度。一批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陕西安市）、开封，西南地区的成都，长江中游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仍有所发展。原南宋首都临安（杭州）继续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③的发展势头。在北方地区，新兴起谦州、称海、德宁等大批城镇，并先后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个政治中心。大都地处金中都东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称新城，旧城称南城。周长五十七里有余，居民五十多万④。置十一个城门，南面偏东的文明门外，号称汇集南方百货的“舳舻之津’，正南的丽正门外号称勋贵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外为“南商之薮”，西面偏南的平则门外为“西贾之派”①。城内有各种专门市集三十多处，其中最繁华的三处：一在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内，为“人烟凑集”的羊市角头（简称羊角市），有羊、马、牛、骆驼、驴骡等市；二在今东四牌楼西南，称枢密院角市；最繁华的斜街市位于全城中心（钟、鼓楼周围），有段子、皮帽、鹅鸭、珠子、沙剌（珠宝）、铁器、米、面等市。钟楼之北与文明、丽正、顺承三门以南尚有等待出卖劳力的“穷汉市”②。各门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纷呈。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是大都宣课提举司，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中期大都商税为十万三千余锭，仅次于江浙、河南二行省，其余各行省的税收总数，尚不及大都一市③。大都在辽（南京）、金（中都）的基础上，发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辐射能力空前增大。它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畅达四方的水陆通道，不仅沟通南北两大经济区，而且，往北连结上都、和林等地，往东北经辽阳与松辽平原连成一片，并进而联结欧亚，“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宝货毕来”④，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从大都出八达岭往北，有东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上都路辖一府、六州、十五县。作为陪都，元政府曾陆续制定政策，扶持它的发展，“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①，“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②。上都地处物资贫乏的高寒地带，两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③，繁荣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间，但元中期的商税收入已达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万二千余锭）④，工商业兴盛的景况，可见一斑。和林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带动了漠北大片地区的经济发展，“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⑤。和林城内形成按行业分工的工商区，东门为粮市，西门为羊市，北门马市，南门为牛和车辆市⑥，显示出牧区市镇的特点。元代市镇发展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统一条件下，路、府、州、县等行政治所广泛分布、水陆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业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带动了大批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其中，尤以南北大运河与海运的全线打通而兴盛起来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远影响，如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宋代已取代扬州，成为运河与长江衔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为“南北商旅聚集去处”，办课总额在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全国之最⑦；扬州“为南北之要冲，达官显人往来无虚日，富商大贾居积货财之渊薮”①；济州“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②；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为林，百货山集”，“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③；直沽口设有接纳运河与海运物资的漕运机构与粮仓，延祐三年（1316）改为海津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④。刘家港所在的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本为草莽之地，成为海运的主要起运港口后，很快就以“番汉杂处，闽广混居”的“六国码头”⑤而著称。七处对外贸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元代第一大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⑥，伊本·拔图塔称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⑦。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指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⑧。广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万舶集奇货”⑨的繁盛景象，不失为是“世界上拥有最优美市场的大城市之一”①。庆元港主要从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②。澉浦港在南宋后期建立的舶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的要冲③。上海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建镇，大观元年（1107）设市舶务（司下面的分支机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下辖于松江府④。该港主要管理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造船能力雄厚，并拥有大批舶商、梢水。潮州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周伯崎《肃政箴》），也不失为沟通海外的一个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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