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在他看来，尽管成就很大，却充满了危机：使得“宇宙和人生断绝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怠垂绝”，以致“病痛百出，世人都想抛弃它”——不是连西方哲人杜威和罗素，都对自己的文化反感，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真诚的向往吗？而印度文化，却由于看得太透，直面了人类永远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这个终极无解的题目，也并不适合当今社会，“此刻还早的很，是极显明的”。
所以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度世良方：
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这个改法绝不是调和，因为这几种文化并不能相通：“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他认为所谓东方文化，孔子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代表——梁漱溟于是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事业：发挥孔子学说，弘扬东方文化。
梁济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儿子，不到三十岁，就找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正道。
此说一出，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区区讲师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新儒学的开启者。当然，正值西方思想方兴之时，世人对这种逆流的学说自然是贬多于褒。对评论他的文章，无论褒贬梁漱溟很少作答，直到胡适做了那篇在他看来“语近刻薄”的评论文章后，才写信抗议；请胡屈尊用些心思“俯察”原书后再说，不要“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他认为胡适没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论。
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学说，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甚至逃难途中，他面对遍地炮火匪盗安然自如，绝不信自己会有危险——宏道事业未成前，上天是不会让他死的：“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第119节：横眉 ——傲然出世的“民族魂”(10)
也许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来居然甚是顺利，处处有朋友帮忙，人人对他尊敬，据说他是香港沦陷后最早脱险的文化人。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说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他对行政院长孙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就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接着掉转话锋，呼吁共产党宣布三年休战，而且对国家人民所遭苦难，同样要感到歉疚！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乱世时的苍白无力、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这就是他说的：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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