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工作开始后，主要考古队员杜玉生、冼锦祥决定先起取门道位置处3—5厘米厚的木炭，然后按白荣金创造的老办法，搭起木架伸人室内，把从东墙头上断落掉下并砸在越式大铜鼎上的那块断石移出室外，然后由外至内渐次向前推进。
后藏室地面纵铺木板，清理时可见到少许的朽木与板灰痕迹，随葬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盟洗器为主，如鼎、烤炉、提筒、鉴、盆以及陶瓮、陶罐等相互叠置，共有130多件。从各种器物的用途推断，此室应为储藏食物、放置炊器和储容器的重要库藏。以此类推，那最早在门道边清理和后来在室内东南角地板上发现的木炭堆，应是与其他随葬品一同放进墓内，作为象征性烧煮食物的燃料而储备的。
在出土的器物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盖刻“蕃禺少内”的几件铜器。据推断，铜器上的“蕃禺”应专指南越国时期的称谓。根据《汉书·地理志下》关于南海郡的记载，班固自注:“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辖县六，番禺居首，班固自注:“尉佗都。”由此得知番禺在秦汉时为南海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但是，明确写作“蕃禺”地名的仅见于此前发掘的广州1伪7号南越墓出土漆仓烙印和象岗古墓出土的部分铜器铭刻。<淮南子》、<史记》、《汉书》及以后各种版本的书籍都写作“番禺”，此前在广州、九龙东汉墓出土的墓砖模印文字也写作“番禺”。看来上面加草头的“蕃禺”似乎只用于南越国时期，汉武帝灭南越后，便通用“番禺”两字了。
至于“少内”铭刻，在后藏室出土的5件铜器之上全部为阴刻古隶体，与“蕃”、“蕃禺”互见或连文，这表明它们是南越国少内官署所使用或专门为少内官署所制作的器物。
从史料记载看，少内为秦置，属内史，分掌财货，有中央少内和县少内之分。汉因之，若周之“职内”。《汉书·丙吉传》载:“少内音夫白吉日:‘食皇孙亡诏令”，，颜师古注:“少内，掖庭主府减之官也。”《周礼·天官·序官》职内，郑玄注:“职内，主入也，若今之泉所人，谓之少内。”据《史记》，<汉书》载，南越国有内史藩，这批刻有“少内”的铜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少内也应是内史的属官。
除铭刻的铜器外，还有一件上刻“乘舆”的银洗一件。此器物出土于东墙根下层，出土时与铜钥放在一起，并压于一个铜鼎之下。其形状为直口、平沿、折腹、圆底、素面。底部划5道波线，平沿处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铭刻，其中正面刻“三”字，背面刻“六升界(共)左今三斤二两、乘舆”等共11个字，从字面上看，刻划浅细，不规整，考古学家麦英豪对其书写内容的释解为:某地(或某官署)共(供)献的“乘舆”用器，重“三斤二两”，容“六升”。“共”下右侧刻一“左”字，似为“左工”省文，口沿上的“三”字，应是器物编号。
至于铭刻“乘舆”两字，原指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孟子·梁惠王下》载:“今乘舆已驾矣。”贾谊《新书·等齐》也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的记载。随后泛指皇帝用的器物，并作为皇帝的代称。蔡岂《独断上》中曾有“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又“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夭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等句。此银洗鉴刻“乘舆”两字，表明这是南越-} r的专用器;“乘舆”喻御服器械百物，也袭用汉廷称谓。
继铜器、银洗器的铭刻之后，后藏室还出土了一枚字样看起来有些特别的封泥，封泥近长方形，长2，3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出土时一角崩损，泥块底部有木匣痕和穿绳凹沟。右侧隐约可见指纹痕迹。印面方形，田字格，边长2甲1厘米，印文篆书“粼榔候印”四字，其中“候印”两字较清楚，“粼”字右侧残损，而“榔”字几被抹平，只从残痕中隐约可辨。“粼榔候”到底代表或说明了什么，史籍无征。据考古学家黄展岳推断，“粼郑”当为地名。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中尉、将作少府、属国都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候，掌武职，司守卫，与此封泥“粼郑候”皆不合，故疑为南越国自置。十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据传世封泥“临苗守印”、“济北守印”、“即墨太守”等郡名皆非汉廷设置，故推定为齐国自置之郡，并谓西汉初中期王国，皆分割各县，自置郡名。陈氏又据汉印有“胶西候印”、“苗川候印”、“苍梧候印”和封泥“豫章候印”，“临茁候印”等，推定郡守属官有候，此皆汉表所失载。“粼郑候印”封泥的发现，为陈氏之说增添一例实证。据陈氏说以此类推，“粼榔”应是南越国自置之郡名，候乃粼郡守之属官。ii螂”地望不详，从南越国与长沙国长期为敌，以及“粼榔”属汉化地名等方面考虑，推测“郑榔”可能在南越国北境，与长沙国毗邻，粼郑候之职责似应与汉代边郡太守都尉下之候官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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