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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糊涂读史_端木赐香【完结】(12)

  问题是居正这些建议也大都停在了空谈之上,因为嘉靖那个老倔种留给儿子的遗产就是:皇上不上朝,内阁自纷争。柏杨写酱缸里的蛆时,估计受了明史的刺激,否则不会写得那么活灵活现。总之,居正在隆庆手下,也没有什么作为,唯一可称道的是:隆庆五年会试,居正做主考官,收获了诸多门生。其中有几个,后来都成长为弹劾居正的板砖能手,比如刘台,弹劾老师时还说出了一句不亚于亚里士多德的千古名言——吾爱老师,但吾更爱皇君。原话是这样的:“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时间终于给居正机会了:隆庆六年,穆宗死,接任的是他9岁的儿子万历神宗。居正既是万历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于是,他撸起袖子开干了,这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简单说吧,内忧外患,上至对付鞑靼、处理河患、疏通漕运、改革赋税;中至考成官员、整顿驿站、打击学术腐败、树立清官榜样;下至万历皇上的课程表、识字课本、婚期、出疹及疹后戒房事诸事,居正都给考虑并解决了。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乃是大明晚期最稳定富裕清明的十年,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功劳当然大大的。

  第11节:居正身前(3)

  居正爱政治,并因此而远离女人,所以居正几乎没什么私生活。但是居正贪污不贪污呢?居正在朱东润先生笔下,很有点月朦胧鸟朦胧的意味:“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物,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朱先生这段话,可真是说到古今贪官的心坎里去了。说明白一些:贪污是习惯,反贪就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居正对付弹劾他的刘台,用的就是这一招:刘台弹劾居正,在万历四年,当时皇上要打刘台屁屁,居正拦住了,可是万历八年,居正阵营这边有人弹劾刘台贪污,刘台立即就被流放了。居正报仇,四年不晚。但是居正身后,也被人弹劾贪污。居正就是河中之人,又哪能不湿脚呢?当然居正也数次拒贿,比如有些傻里傻气的小县令前来,居正对他们很不客气。居正奉行的是能拿即拿,不能拿即拒。但是管不住家属、子女和身边的秘书们。单说居正他爹张文明,居正就管不住。帝国那时的特点是以德治国,德大厦之下第一根小棍棍就是以孝事亲,爹私下里接点脑白金和黄白金,哪个不孝子敢说个不字?众所周知,大明立国的基础是孔子主义孟朱思想,孔子告诉大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亲做小偷,偷了别人家的牛,儿子不许告发。”父亲做小偷都不能管,你说父亲接受别人一些贿赂,那又算得了什么啊。可以说,孔子这一思想在中国政界是被执行得最到位的:爹、儿、妻、妾等亲属贪污腐败,做官的没一个主动告发的;做官的贪污腐败,亲属(现代社会偶有例外,妾感觉做官的对不起自己了,给的钱太少了,最后一招就是告发)也不告发,这叫官为亲隐、亲为官隐啊!看来后人批孔子,还是有些理由的。

  居正的爹死了,居正要丁忧守制,可小万历坚决不准,好多官员看不惯,冒着被皇上打屁屁的危险,纷纷上书弹劾居正,那底气,有一半就是以孝事亲那根小棍儿撑的。人家居正早在《割股行》里以诗明志了:要把孝心换忠心,他们假装看不见,因为底气里的另一半,就是他们自己的私心了:推翻一个是一个!有人拿徐庶做例,说人家徐庶一听母亲殁了,就不给刘备干了,说自己“方寸已乱”,并由此诘问: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

  这话问得够奇怪的,好像方寸不乱的症状应由他们首肯才行的。居正若是知道李敖是如何在父亲的丧礼上闹腾的,肯定羡慕极了。要不就往前推,居正时代的言官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魏晋风度。而居正,也只好在这些唾沫星里挣扎了。当然居正不怕,他初任首辅时就在给友人的信中阐明了自己忍辱负重的风度:“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整个大明王朝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朝代,我最喜欢大宋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同情居正了。做官做到这个分儿上了,虽不能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也不能仅仅用官迷两字就可概括的。给他一个中性的评价,应该是追求“三立”之一——立功吧?用现代术语来讲,叫实现自我价值吧。但我看不惯那些言官们,即使居正在亲丧之时方寸不乱(只能是假设,因为言官们搞的是诛心)了,那顶多也就是个不孝了,可他们在同道亲丧之时乘机捣乱,怎么着也是不仁不义。勾践给父亲做丧事时,吴国乘机打人家去了,据说孙武就是看不惯吴国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才归隐而去,让伍子胥再也找不着他的。

  更可气的是,这种诛心还算客气的,更有甚者,像邹元标那家伙,就是直接骂人了。居正在自己的主帖里对皇上说过“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表达的是爱国忠君之情,邹元标就扯着这句话做起了文章:“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这个邹元标,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重点提到的那个,万历皇上认为他并非忠臣,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的“讪君卖直”。我说过了,万历很聪明的,他看穿了不少东西。邹小子其实是嫌居正恋位,但是明代官员就有公仆意识了,批评人家恋位,占不了上风头的,所以小子只好拿道德说事,骂居正猪狗不如!这是中国两个悠久的传统:用道德批评代替学术批评;用骂人代替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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