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迪威，最高统帅心中的不满正与日剧增。他之所以请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想让他们来指挥中国军队，而是要获取美国的援助。他让史迪威去指挥远征军，无非是想让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同时也取悦于美国。没想到，史迪威竟把他的假戏真做，一门心思地去和倭国人打仗，对于争取美国援助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热心。
最高统帅和史迪威，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昆明，两地相隔约700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这预示着两个人的重新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分歧。
6月2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宋部长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全称为《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适用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法案所认为及规定之互相援助以执行抵抗侵略战争之原则之协定》，亦称《中美租借协定》。
协定重申“中华民国之防御及抵抗侵略对于美国之防御关系至为重要”，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的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工情报提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根据上述原则，协定签订的同月，中、美政府代表即在华盛顿签署数额为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物资协定》。
6月3日下午，乌云散去，天空放晴，史迪威在昆明滞留了5天之后，终于飞抵重庆。
次日下午，盛夏六月，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陪都重庆，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撒在山坡、石阶和*坪上。
这是前线噩耗频传的一九四二年。最高统帅站在一间名为“老*屋”的会客厅窗前。
最高统帅威严地沉默着。
客厅里还坐着几位国民政府军政要人。有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上将，军令部长兼副总长白上将，还有从云南回到陪都的参谋团团长林中将、军政部次长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上将、最高统帅的“文胆”陈先生、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俞部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商上将等。他们或悄悄啜茶，或轻轻摇扇，偶而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唯恐惊扰了最高统帅的沉思。
再过一小时，最高统帅将在黄山别墅宴请刚刚从印度飞来的史迪威将军。
对最高统帅来说，缅甸之战无疑是替英国人干了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的初衷并非取悦于邱吉尔而是要让罗斯福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以提高中国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最高统帅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国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领袖人物并非没有冲动，只是他们的冲动更加隐秘，更带有个人野心和残酷的色彩。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最高统帅偏偏为此丢尽脸面。先期的三个精锐军伤亡过半，武器装备丧失殆尽，二期的三个军也损失很大，仰光不仅没有保住，反而险些让倭国人打进昆明。以二十万大军的征战换来一场令人汗颜的惨败，这真是中国最高统帅始料不及的。
但是，最高统帅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打仗而在于玩权术游戏。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无疑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抗战抱有的一贯信念：即以一个半壁沦陷的贫弱之国去试图打败一个强大的倭国帝国，那是白痴才会有的可笑念头。
中国不是倭国人的对手，英国人也不行，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抗战对于中国来说是场无法选择的赌博，你已经坐在牌桌上，就必须赌下去。因此唯有谨慎下注和聚敛本钱才不至于输得精光。
身后传来窃窃私G，最高统帅听出是何总长的声音。这位总参谋长好像在同商上将讨论倭国东京的歌伎和料理什么的。
最高统帅朝何总长微微颔首，说：“敬之，你把美国人那份东西给他们念一念。”
被最高统帅称之为“东西”的是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外交信件。白宫那位权力很大的总统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致函最高统帅，除了重申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外，还通知最高统帅，总统准备紧急调遣一百架运输机前往中国运送物资，以弥补滇缅公路被切断的损失。信件最后说，有关援助的具体事宜已经授权史迪威将军来华处理。
白宫的态度十分明确，美国政府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因失败而丧失信心，因此决定用增加飞机运输的昂贵代价来鼓舞抗战士气。问题出在白宫将大权授予一个过分自信的美国将军，这就使得最高统帅的心情变得郁郁不乐。因为史迪威恰恰是他最不喜欢的外国人之一。“启予，你把子文的电报念给他们听听。”最高统帅又指着靠门边的商上将说。
“宋外长二日从华盛顿来电称：缅甸失利影响甚大，白宫和五角大楼俱感震惊。美国公众对我抗战的不信任情绪正在增长。考虑到美国国会不久将通过对华援助修正案和对华贷款计划，我国政府对此应予足够重视。另据悉史迪威已拟就反攻缅甸计划，具体情况不详。”
“都说说，嗯，有什么看法？”最高统帅一一扫视众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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