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也给远征小军的二十余万将士们凭添了一番使命感。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都仰仗于远征军的表现了。
正当二十万穿*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据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的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
因为代司令长官卫俊如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作为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依靠曾经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山先生广州大本营的四个警卫营长之一起家的中央军旁系将领，卫俊如上将同最高统帅及中央军何部长派系，土木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传统军人，他既不满国民政府，又离不开国民政府。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GCD，最高统帅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最高统帅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在三十年代，他即与GCD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方面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他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的山西忻口战役是他同GCD人第一次合作，第十八集团军的朱总司令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最高统帅得知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这次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除了战时人才难得之外，也是意在以观后效。卫俊如上将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隐蔽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Ｙ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至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人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培训队等。
为了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争上马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倭国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是这样，它却偏偏变成了那样。
五月二十日上午，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作战部情报处林处长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远征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侧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远征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远征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深感事态严重的林处长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自从出任远征军代司令长官以来，卫长官还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堵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势必自行瓦解。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倭国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坍。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倭国人那里去的，当时的远征军上下，谁都不知道。卫长官认定是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事实上，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里不少的高级官员，都或多或少的和南京的伪政府以及倭国的中国派遣军有联系渠道。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部长、陈辞修之类政治化的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害得失。他连夜招集树下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
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取得宋，霍两位集团军司令官的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著新起*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面见最高统帅。新方案拟利用倭国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所部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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