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浚说：“不知道东条有什么魔力把他请出来辩护。期望流芳百世，弄不好最后遗臭万年。”
刘建业说道：“这个案子，恐怕他就是有孙猴子那样的本事，也翻不了天的。我估计他最多也就是在尽一个律师的本分罢了。职业精神嘛，只要嫌疑人一天没有被正式定罪，从法律上都应当视为无辜，律师就要为他做最大的努力。”
梅汝璈笑了笑：“起码在给博士讲课时有亲身经历的经典案例了。”
三人同时大笑。
此时，小酒馆的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凄凉的哭声。
老板娘出去看了一会，回来对三人说道：“对不起，打扰了各位。是我的隔壁邻居在哭。”
刘建业问道：“老板娘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怎么觉得哭声很凄凉呢？肯定是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吧？”
“不瞒几位说，邻居是一对老夫妻，有两个儿子都应征入伍了。刚刚来了两个警察，通知他们，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菲律宾战死了，一个在中国关内战死了。两个老人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老板娘带着一些同情地说。
“战争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荣耀，还有苦难。只是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很长时间以来，日本人都只看到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没有想到战争同样会给他们带来苦难。我们不时有一句老话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刘建业说道。
向哲浚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梅汝璈说：“不管怎么样，和我们中国人所遭受到的苦难相比，日本人的这些也实在不算多。”
刘建业说：“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苦难才能完全结束。”
沉思了一段时间以后，梅汝璈说：“时间也许不会很长，也许还很遥远。”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夏天，法庭审理进入了中国满洲阶段。“皇姑屯爆炸案”是法庭对被告重点调查的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
到底是谁炸死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的性质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第一枪？法庭进入了白热化的争辩……
1946年7月5日，就皇姑屯事件，法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广濑一郎陈述道：“检方律师武断地指控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开始事件，既违背了事实，也显然混淆了局部冲突和正式战争的区别。”
“当时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中国政府就是北京政府，而张作霖先生是北京政府的首脑。我想请问辩方，一个国家利用阴谋炸死另一个国家的首脑，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行为又是什么呢？”季南问。
广濑一郎反问：“检方律师有何证据证明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军队所为？”
季南拿出一份证词：“这是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日本满铁守备军一直在间接援助张作霖将军，但张将军一边接受我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田中内阁一直想通过谈判来争取张将军，但关东军本庄繁将军手下阴谋集团因对田中内阁政策不满，这伙人卡断通讯，将本庄将军完全隔离起来，策划了炸死张将军的事件……”
“请问检方律师，一个海相作证陆军的事情，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那么谁作证才能证明此事真实存在呢？”
“当然是陆军的官员。”
季南微笑了一下，看向法官席：“下面，请法庭传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到庭作证。”
广濑一郎有些疑惑地看向战俘席。
卫勃说：“允许！”
法庭执行官叫道：“带证人田中隆吉！”
东条英机的眉头皱了起来。
微微的喧哗声中，一扇门打开，田中隆吉站在门口。法庭上人们在交头接耳。
东条英机紧紧地盯着田中隆吉，板垣、土肥原及其他战犯都惊讶地看着田中隆吉。身穿西服，长得肉头肉脑，看上去有点像山西当铺老板的田中隆吉环视了下法庭，直直地走到证人席。
梅汝璈看向下面，向哲浚也看着他，用手指悄悄地指了一下坐在贵宾席上的刘建业，冲着梅汝璈微微一笑。梅汝璈也笑了一下。
田中隆吉坐到证人席上。
季南问：“证人，请问你的姓名。”
“田中隆吉。”
“国籍？”
“日本。”
“职业？”
“原日本军人，现在退役。”
“你退役前的军衔及职务？”
“陆军少将，退役前担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
法庭上又是一阵骚动。
田中隆吉是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生，同期的有那位死在硫磺岛的栗林忠道中将（死后晋升大将）。陆大34期（1921年）的毕业生，从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1923年在支那班任职。
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一个名词“支那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那时日本人管中国叫“支那”，所以这“支那通”就是“中国通”的意思。“支那通”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是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参谋，像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根本博，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的，不能随便乱用。那个“支那班”后来升级成了“支那课”，但是“支那通”仅仅用来指那些“支那班”出来的人。这位田中隆吉就是这么一位“支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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