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东条英机出任近卫内阁陆相后，促使内阁于1941年1月宣布“东亚联盟运动”为非法组织。3月1日，东条英机以此为借口解除了石原莞尔担任的第十六师团师团长职务。3月31日，石原莞尔被迫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
被排挤出军界的石原莞尔在立命馆大学担任国防研究所所长，专门讲授《国防论》，继续宣传他的侵略主张。东条英机除了因以前的过节，更重要的原因是，石原莞尔在国内大力反对迅速扩大战争，主张持久的战争计划，这与东条英机的图谋相左，所以东条英机不仅派宪兵跟踪监视石原莞尔，后来干脆命令立命馆大学辞退了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迫不得已，只得于1942年9月返回鹤冈家乡闲居。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乘机将自己装扮成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战士”，以逃避被当作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而受审，并出任东久迩内阁的内阁特别顾问。因为这个身份，刘建业和他的部下也就无法像对待其他战犯嫌疑人一样，直接将其逮捕。石原莞尔借机接连发表了《我们的世界观笔记》、《新日本的出路》等文章，假惺惺地提出什么“放弃战争”，建设“不要战争的文明”的主张，企图投美国人之所好。石原莞尔还专门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写了一封建议书，提出所谓“超阶级的政治”，胡说什么“过去的政治是为阶级利益的政治”，而“超阶级政治”只是“为了理想”。
盟军开始逮捕战犯以后，石原莞尔为了争取主动，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尚未对其发出逮捕令之时，就主动前往盟军司令部自首，然后被收押进巢鸭监狱。
为了指证土肥原，刘建业和中国检察组不得不在美国人的协助下，以与石原莞尔达成司法协议的方式，说服其出庭指证土肥原和东条英机等其他战犯，换取不将其送上法庭受审。
“石原将军，尽管我很想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让你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为了指控土肥原和东条英机等人，我只能控制住我的愤怒，与你达成这个协议。我现在只要求你遵守这个协议，做你必须做到的，不然，我想你应该知道，仅仅是你在东北所作的那些事情，就已经足够把你送上绞刑架的。”见证了司法协议达成以后的刘建业，对石原莞尔说道。
“这个自然，我一定严格遵守协议。”达成司法协议，基本保证了自己性命的石原莞尔说道。
“我听说石原将军的身体最近不太好，还是要注意一下，最好免得遇到给我国的吴大帅和谭贵人治病的日本医生那样的大夫，否则，事情恐怕不太好。”刘建业说道。
“将军放心，我一定说到做到。”听到刘建业的话，石原莞尔的头上开始冒出了冷汗。这个号称日本陆军“大脑”的人，怎么可能不清楚那两个人是怎么死的呢？现在在日本，占领军是说话最有用的，想要让一个已经无权无势的旧军人死得不明不白，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随着石原莞尔的出庭作证，土肥原对于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更加无法抵赖了。原因很简单，从皇姑屯到九一八，再到建立伪满洲国，最主要的策划和实施人就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对于两位旧日同僚在这几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作为同谋和共犯的石原莞尔自然是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和了解的。
如果说其他的人证，土肥原还能找到办法狡辩推托，对于石原莞尔，土肥原就没有办法了。石原有着很好的记忆，对于他们三个人在那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回忆得相当清楚，而且连他们所策划实施的计划的细节，都交待的非常清楚。
在此之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登台揭发了土肥原在中国贩卖鸦片的罪行，指出土肥原鼓吹日本用刺刀、鸦片、特务三件“法宝”灭亡中国的邪恶企图。他义愤填膺地控诉道：“土肥原将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征服中国的工具使用，这显然违背了日本已签署的《禁止麻醉品国际公约》要求签约国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土肥原从日本在“满洲”建立新“政权”时期开始，后来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曾建立起鸦片专卖机构。土肥原之所以在中国大肆贩卖鸦片，其险恶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既可以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同时也可以敛取大笔收入供日本进行军事与经济侵略使用。”
中国检察官在此基础上，继续揭露了在板垣征四郎担任陆军大臣时，土肥原曾来华妄图促使吴(佩孚)唐(绍仪)合作，建立傀儡政权，以及血腥屠杀中国、马来亚、印尼等国无辜百姓，虐待残害战俘等罪行。
面对确凿的事实，土肥原理屈词穷，原先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而且狼狈不堪。他自知难以抵赖，同时也怕狡辩时被迫说出更多的情况、暴露更多的罪行，所以索性放弃了申辩权。
“干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向哲浚在酒馆里举起了自己的酒杯，对与自己一起共事的检察官和中国军官们说道。
“是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土肥原这个老狐狸和板垣征四郎在法庭上被他们的老朋友石原亲口指证的时候，那个脸色简直就和猪肝一样了。我看着他的脸色，别提有多高兴了。”范副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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