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离开那里,苏良轩又一次滚出水泥台下,来到他的火箭筒旁,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在他又装上第三发火箭弹,向敌人瞄准时,身中数弹,火箭筒从他手里滚落了。二班长张观德将他抱住,拖到水泥台下,他紧紧抓住张观德的手,摇了摇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闭上了双眼。
苏良轩是四川渡口人,1982年入伍,父亲是攀枝花矿山工人。
我们很快占领了房子,但敌人都顺地洞跑了。我们先朝地洞扔手榴弹,扔炸药包,打火箭弹,接着往里面冲。地洞里黑糊糊的,我们为了减少意外伤亡,采取一个小组火力掩护,一个小组往前搜索,交替前进,逐个暗道搜剿。敌人在暗道里留下了27具尸体,在炸塌的几个洞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就无法清理了。
通讯员徐得利在地洞搜索中走在最前,也是最先开火。大家跟在他后面,牵着一根尼龙绳走。走着走着,他觉得脚下响声不对,伸手一摸是一块四方形盖板,他掀开盖板,先是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是一梭子,随即传出一声惨叫。他端着枪摸进去,里面又暗又臭,忽然,绊着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顺手拉将起,是一个人。拖到亮处,才见那人还活着,但只有眼睛还轱辘转,嘴吧一张一张的,没等我们抢救就闭气了。这人领章上戴着绿底板白花花的牌牌,我们不认得,估计他是个官,后来把这个人的衣服领章交上去时,才知道他是个大尉,原来还是个营长。
我们在这里缴获了无线电、有线电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粮食,军需品、武器弹药等。
带领我们打这一仗的是副连长耿德谦,他很有经验,我那时代理排长,除了冲冲杀杀,基本上不懂指挥。
父母丢下我,要我自变蛟龙
——孟兴祥(连长)
(采访结束后,我到处宣扬,孟兴祥的事迹如当时报导出去,他和他的部队一定名扬天下!当时各级介绍的采访对象名单上,却都没有他。在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想发言,头一句话有三个“反正”,反正我们在最前面、反正我们的战果很大,反正……我觉得他的样子可爱。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谈,也就没细心倾听。后来,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发现他那里贴满了字画,有很难认的篆书。我问谁写的,他笑了笑。我又问谁教你的?他敛住笑,咬住嘴唇,开始了他以下的谈话。)
我父亲爱写家画,都在楚雄教中学,都是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记事,家里一会来一群人,带红袖套,见了父母就罚跪、就打、就捆绑、挂黑牌子,开始我哭,人家说,父母是坏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为啥不当好人。
父母两膝跪烂,全身是伤,伤口生蛆了,爬满床;造反派还是来打,用鞋子打他的伤口,在他背上安钉子,母亲伤轻点,但也只能扶着墙、桌子一步步挪动,去给父亲和我做饭。医疗是谈不上,吃的都是汤汤水水。
没人来,父亲就盯着我,向我招手。我不过去。怕蛆婆子……
1966年2月25日,我5岁半。妈妈给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旧衣改的。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长大成人啦,自变蛟龙啦!……父母把我抢过来夺过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浇了一层泪水。
他们就在这同一天死了。父亲四十,母亲小两岁。
我有个哥哥,后来就是哥哥带着我,求乡邻亲友接济,和要饭差不多。父母死后,我越懂事越不说话,所以现在还有点“结”刚到部队“结”得更厉害。
1980年,我正读高中,成绩在我们那乡村中学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书下来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坏”在年年当模范,被人嫉恨,说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说,你们家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退赔的,给你优待一百元钱吧!正招兵,我对哥说,那不如优待我当个解放军呢!就这么我当了兵。
对部队,我什么都满意。没人问过我父母干啥的,我也不说那些事,再看不到异样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没平反,我总觉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队吃饭管够,小时候我见过筑路工地这么吃,晚上做梦都梦见大锅饭。指导员讲课,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帮”,我听起来真舒服,胜过看电影。
反正,我没觉得部队哪点不好,哪点苦。
守老山,从来不知什么叫“苦”的我也觉得苦了,受不了了。
我们排守着一个前沿阵地的突出山包。敌人丢了这阵地后,不服气,天天打炮。原来这里是水桶粗的杂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几次,满山头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几乎每晚上都有敌人特工来偷袭。
我们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论白天晚上,大部分从都不呆在工事里,分散在各处监视敌人。顺交通壕走到尽头,再创开浮土,把自己藏进去,只露出半个头,两只眼。因这山上很少见睛,总是雨雾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这样你就不能及早发现偷袭的敌人。
每个人都是日夜在泥水里泡着,关节都红肿了,接着是烂裆、长疮、长湿毒。上岗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岗后,几个近哨位互相用电线拴住裤脚,随时拉动联系,怕睡过去,也怕昏迷,因为发生过几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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