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是没有别的选择的选择
——赵振民、杨理溪（前昆明军区作战指挥部负责工作工人
员，现战史研究人员）
国内外对这场战争有不同反映、肯定与赞扬的有，怀疑与否定的也有。国内常有这样一些说法：十亿人的泱泱大国打人家小小越南干什么，惩罚它一下也可以，怎么打这么久打不下来，死了那么多人，埋了几匹山？……
火车上老百姓公开议论、故意说过你当兵的听。
你写文学作品，不是专门解释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是写政论作者的任务。但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只写战场上的人，写他们的英勇，但这种“英勇”要是被人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它岂不是“盲从”“愚味”的同义语？
恕我直言，我们有些文学作品是给这场战争帮了倒忙的，且不说个别带有反战情绪的作品，老百姓对南疆前线的印象恐怕主要是来自那些本意是歌颂它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什么滚雷英雄呀，一个死了另一个接上去滚呀，这说明什么，无非是我们部队装备落后，指挥员不爱惜下级生命……我不是说没有滚雷英雄，真有，也真不是一个、两个，但都是在一定特殊情况下误入雷区并负重伤之后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豁出命来为战友开辟道路，而不是主动或被迫以肉体当排雷器的。还有，为了表现我们将士奉献之大，一再地显示烈士陵园垒垒坟茔的镜头。不错，我们有那样的烈士陵园，让人一看，确实触目惊心，也令人肃然起敬。显现那么一两次也无不可。但太多了，一现再现。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仗打得太糟糕了！其实，几个陵园加起来也不过上千烈士。我不是说死的人少了，更不是说没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不能由此得出上述那样的结论。比如，我在一个城市大街口看到一块很大的交通事故伤亡公告牌，有一个月死亡20多人。算起来一年可能是多少，八、九年加在一起呢？如果把八、九年内因车祸而死亡的人埋在一个或几个山头呢？你能得出这个城市大街上太可怕太糟糕，最好不出门的结论么？
中越关系其实就是中苏关系，中越之战其实就是中国与苏联代理人之战。
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千方百计想掐死困死中国，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面对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严重威胁，中国当然不能不感到压力，不能不设法摆脱自己的孤立处境、谋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改善关系。这一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越南对苏联是亦步亦趋的，只是当时它还需要中国的时候，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
到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北统一，黎笋集团的反华面貌也开始暴露，愈来愈穷凶极恶。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境冲突，大肆驱赶迫害华侨，其后，又在它的一次党代会上下达了一个“教育提纲”，宣称中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要对中国实行坚决地进攻……等等。
针对越南种种背信弃义、为虎作伥的行径和挑衅，我中央多次开会作了研究、分析，有几次我们作为首长的随行人员参加了，直到1978年底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前，中央确定的对越方针一直是：克制忍耐、后发制人、不扩大事态，保持边境相对和平稳定。
如果没有越南侵柬这一着，我们认为决不会有以后的中越武装冲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78年11月越南和苏联签订了一个军事性的友好同盟条约，不到一个月，越南就出动了近20万大军分五路向柬埔寨大举入侵。这就等于是苏联摆了个擂台，叫它的小兄弟出面叫阵：中国，来呀！看你敢怎么样？
越南人民终将有一天会清算黎笋这笔债的！为了主子一个笑脸，中越柬三国不知多少人被迫投入了血海！
中国，面对越南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悍然入侵，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自然是举世瞩目的，尤其为东南亚诸国所翘首以待。
越南这一着得逞，不仅使苏联当时旨在包围、封锁中国的南下战略扣死了关键的一环，也将使东南亚从此再无宁日。
直到这时，我们仍然是忍耐的。因为我们刚走出十年灾难的深渊，国家、军队元气大伤，迫切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除了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声明与照会之外，也派了一点部队向边境开进，其实是警告性、牵制性的，意在提醒越南，识相一点，赶紧悬崖勒马吧！还不是真要打。
1979年1月初，越南攻下金边，民柬被驱赶到柬泰边境的狭小山区。
中央军委领导终于下了决心，看来忍耐委屈不能求全了，得有所作为才行，有所作为就不能小打小闹，只有打一场大仗、恶仗了！
全国各地共XX万大军开始迅速向云南、广西边境运动集结。
我们的方针是：“杀鸡用牛刀！”快打快撤，狠狠惩罚，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一片惊呼：中国怒狮扬鬃了！有兴高采烈的，也有为我们提心吊胆，劝说我们谨慎克制的。
邓小平主席告诉外国人：我们不牵连别人，不要别人一兵一弹相助，天塌下来，中国人也能顶得住！
我们能打嬴这一仗吗？国内也有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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