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想了想，道：“这种方法确实不好，人才全靠上官推荐，这必定导致大家为了吸引上官的注意，而去求取很高的名望，这就导致他们做出一些乖张、诡异的事来。而且有很高名望的人，未必就有真才实学，有真才实学的人，也不一定有名望，被世人知道。这对人才的征召，很是不利。”
崔琰赞同道：“主公所言不差，当年曾有一首音谣，叫做‘举秀才(为避刘秀讳，东汉改为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的人才，全都沦为虚名，没有真才实学。”
袁斌心想：“或许科举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君不见未来的教育仍是以‘新型科举’为基础，选拔人才的。)，应该组织几次考试，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选出来，任命他们为官，为朝廷(自己)出力。”
袁斌想完后，就把这个办法说给崔琰等人听，崔琰道：“这个办法可以一试，但是考些什么内容，以什么规矩来录取，按什么标准来划分等级，这些都需要提前制定好，不然就会出乱子。”
袁斌点了点头，说：“崔翁说的很有道理，应该制定一个标准。这样吧，孤拟定一个章程，你们看一看，然后商议一下，把这个章程扩充一些，尽量做到详尽无误，要为百姓负责、为那些人才负责。”
崔琰点了点头，道：“这样最好，主公，我大汉即有‘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明经’四科，按主公刚才所言，其中明经科，应该最适合主公所谓的‘科举’。”
袁斌问道：“何为‘明经’？”
崔琰回答道：“主公，‘明经’的意思就是要明白经典，通晓经义，取才的标准是，将儒家经典中的《诗经》、《尚书》、《易经》等著作，能够背诵和理解的，就能被录取为‘明经科’。”
袁斌心想：“这不就是科举考试的雏形吗。这样一来，更可以说是‘有法可依，不违祖制’了，如要推广科举，就用这条来搪塞那些守旧派们。”
袁斌对崔琰道：“原来这就是‘明经科’，跟孤方才所言科举，并无差异，只是科举比明经更详细罢了。崔翁，孤要是想推广科举的话，没人会反对吧。”
崔琰想了想，道：“应该不会，无非是把明经科换个名字罢了，不会有人反对的。”
袁斌点了点头，道：“那就好，孤可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争吵之中。”
『65』第四卷统一北方第六十四章
袁斌打定了主意，要在自己的辖地内，选取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自己的助力，虽然他想采用科举的模式，但他不会走上历史的老路去的，原来的科举造就出来的，都是只会死读书的无用之人，有些呆笨的，只会死抱着书本，成天“之乎者也”，对国对民，没有半点用处；有些奸滑的，披着“圣人门徒”的外衣，嘴上讲着孔孟之道，礼义廉耻，背地里却尽干一些龌龊的勾当。有一首“如梦令”说的好：“文人原无行止，单想金银去使。嘴里尽是忠言，暗里卑鄙无耻。廉耻，廉耻，其实都是狗屎。”刻划出了那些饱读诗书的“圣人门徒”的丑恶嘴脸。
袁斌当然要想办法解决历史科举上那些毒害世人的糟粕，保留其中的精华，让科举这个制度选拔出来的都是真正的人才。
有人会说，中国历史自有科举以来，已经一千多年了，其中“官本位”、“世间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等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连本朝年间选拔人才，也是用科举，不过只是换了个名字罢了，你袁斌再有能耐，能够做好吗？
其实人活一世，总要做些事情的，做得好，做不好，先不去说，先要去做。虽然做了未必能做好，但多少还有些希望，如果不做，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
袁斌仔细研究了一下，历史上的科举，本来是不坏的，通过公正、公平的考试来选拔人才，这是一条很科学的道路，就连那些西方人也深为佩服中国的科举，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
但是，儒家经典总有一种化神奇为腐朽的作用，科举制度坏就坏在了“程朱理学”上，尤其是朱熹的学说，更是迎合了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才被历代的统治者所采纳。他们规定应试者只能学习“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创造了一种叫做“八股”的文体，规定考试只能用“八股”来答题，而且内容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的内容来回答，不准自由发挥，只能依照题目字义揣摩古代圣人语气敷衍成文。
这就不是选拔人才了，这是通过科举考试在扼杀人才，束缚思想。那些圣人都死了千八百年了，他们当时说的话，做的事，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记着，却要后人去按照圣人的语气、思想去写文章。那写出来的东西，能有什么用？以靠写那东西而当上官的人，又有什么用？
袁斌下定决心，要把科举制度中好的一面发扬光大，把糟粕的部分通通删去。他再一次叫来了崔琰，与其商议举行科举考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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