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慎这个经典的解释中可以得出，所谓“士，事也”，.所谓“凡能事其事者称士”，都是认为“士”乃是古代社会处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低级贵族。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对古代“士”的原始形态作出了详尽的描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身份。”
但是，这种社会定位在进入战国之后却遭到了.颠覆，随着血缘宗法体系的破坏，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曰：‘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这条史料虽然.是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539年，但有理由相信，贵族沦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既然此时已是“公族尽矣”、“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以推测这个趋势由来已久。
但是，士人阶级很快便在动荡不安的战国之初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士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重要，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强。所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所谓“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因此，士人也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再次，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也逐渐知识化、系统化。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贵族教育讲究“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记.王制》有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并且要求所有贵族子弟必须入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而所学内容，当然就是所谓“六艺”。
因此接受这种系统培养的士人具有很强的社会竞争力和渗透力，他们奔走于列国，从事着“良禽择木”、“良臣择主”的伟大工作，一旦发现了贤主、明君，便投效麾下。可问题却又往往就出现在这个环节，一旦这些择主的“良臣”们发现自己效力的贤主比在位执掌国家的君王更具有领导能力，便会生出怂恿贤主图谋自立的心思来。因此，就这得时代而言，可怕的并非是有野心的老世族和富豪，而是他们的身边的谋士。
因此，早就对士阶级多有关注的无敌，也觉得此时应该到了“立法去士”的关口，对于有才学的士人、知识分子，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团结起来。至于武士、杀手、护院、家丁，倒也无妨让世族大户们多养，毕竟这还是一个战乱纷争的年代。
斟字酌句的写好手书，上封连夜送往咸阳后，无敌这才有空跟嬴虔谈起他与楚王达成的协议，自然嬴虔将一个粗莽秦人的形象演绎得无懈可击，与楚王激辩再三，这才定下了以越国北境的广陵为界，沿江以北属于楚国，而沿江以南的越国城池，谁攻入便是谁的。
自以为得计的楚王大喜过望，便也自觉的想起，去年与秦国签署联盟约定时，曾有一条是两国联姻，便海口一开，将自己最为美丽聪慧的女儿赤女许诺给秦王。
这赤女放在秦国无人知晓，放在楚国却是妇孺皆知，除掉其喜穿红衣而得名赤女之外，楚人还知道这女子懂得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本已是暗中许给了楚国的望族熊氏的长孙，只待及笄便结连理。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之话，只说楚王以为秦人中了奸计会为白白为他清扫越人余孽，却不知嬴虔强争来的“先入者得”的属地权却是根本就不准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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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大秦嬴无敌六年腊月的初八，又是一年一度喝腊八粥的日子。
秦军喝腊八粥的风俗，最早还是在当年秦国奇袭大梁时间，大军掩藏山中日久，缺衣少食之下无敌想出用以激励士气的办法，且煮一餐腊八粥也不费多少钱粮，自然是必不可少。
初八这天，无敌邀了楚王、周王和两百西域使者，在中军纛帐大摆筵席，先喝腊八粥，接着饮酒作乐。
也就在大伙酒酣耳热之时，隐隐成为西域世界使节团领袖的波斯使者之首阿西姆，却是出言用半生不熟的秦国方言问道：“大秦王，阿西姆这几日都在观察会稽这座巨大的城市，它的城墙至少有十五肘宽，阿西姆想知道大秦王会用什么办法去攻打这座城池”
肘是此时西域少用的长度单位，指肘关节到手腕处小臂骨的长度。咋一听，会稽城墙有十五肘（丈）宽无敌还有些纳闷，待听明白阿西姆说得是肘后，无敌便发现这个波斯使者心很细，竟是留心估算城墙的厚度。当即无敌便反问：“阿西姆，若是由你们波斯的战士来攻打这座城池，需要多少人，用多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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