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咱们的官制改革。
必须得让百姓知道，得听百姓对此的看法，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要从善如流进行改正，这样才能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内外一体，君民一心，共建我大宋之和谐盛世，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这黄巢方腊之流就复生了，那时候可就悔之晚矣，我想诸公也不想和逆构一样下场吧?
但如何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呢?
发告示?
登闻鼓?
这些要是真有用就不会生出方腊了。
故此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也就是四民大会，暂时先在汴梁城内召集士农工商四民的代表，共同组成四民大会，以后朝廷的政策，民间百姓的意见，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沟，等打退金兵以后，还可以向全国延伸，各地的士农工商都选出代表到汴梁来，使官家和朝廷对百姓的爱护之心可以直达民间，使民间的声音也可以直达天听。”
杨丰接着说道。
他实际上就是先搞个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就足够。
毕竟这才是西元十二世纪，这个时代步子如果迈得太大很容易扯着蛋，但一个三级会议还是可以的，大宋朝本来就不是封建时代的西欧那种等级森严，没有教会，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大宋的勋贵就是一户二十五文工资，本质上就是一个额外的加衔，话说一个公侯的每月也不过几贯钱，甚至就连皇权都没什么人真正畏惧。
赵官家没那么高高在上!
赵二时候一个市民丢了口母猪都敢敲登闻鼓，可怜赵二没兴趣给他找猪只好给了他一贯钱。
这就是大宋皇权在民间的地位。
到咱大清有理没理敲一下先来上三十大板。
大宋朝准确说就只有俩阶层，一个是官一个是民。
而这两个阶层又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流动的，民可以变成官，官也可以变成民，科举制度虽然后世令人鄙视，但在这个时代，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它至少给了底层一条上升渠道。
欧洲可是真得等级森严。
而民之中虽然也分士农工商，而且理论上也存在高低，但却很模糊。
比如商人在理论上地位最低，但实际上大宋商业繁荣，那些商人日子过得舒服着呢，他们不但没有科举的限制，甚至就连一些举人进京赶考都经常携带货物顺便做生意，而官府制定商税有时候还邀请商人参加，至于大宋的海上贸易之繁荣这就更不用说了。
这几乎是商人地位最高的朝代。
而士人理论上的确地位最高，但考不中进士也就是个穷措大，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权，不像明朝那样有一堆优待，哪怕举人也只是三年内免丁役，主要是这三年得让他们准备赶考，但三年后还得去礼部再考一次，若考不好连这点优待那都没的，还照样是一个穷措大，他们和明朝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理论上大宋朝连个秀才都木有，叫声秀才只是觉得你读书有学问可不是因为真得有这头衔。
至于士子免丁役免钱粮?
开什么玩笑!
至于朝廷发廪膳?
做梦呢?
所以宋朝的士子与明清士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完全是地位抬得太高所以惯出一身臭毛病，但宋朝士子还没到那么天怒人怨，甚至也还能出一些优秀的人才，毕竟这时候扒灰公还没出生呢，扒灰公是一一三零年出生，而这是一一二七年，宋儒还没到理学称霸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儒生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部分下马写诗上马砍人的汉唐遗风，而北宋也并不是亡在儒生，明朝确实是，但北宋真得不是，北宋是亡在那些文官不择手段为自己扩大权力，最终导致文贵武贱文臣肆无忌惮甚至为保住这个格局，而不惜出一堆奇葩一样的昏招。
比如为求和给敌人通风报信这样的。
所以北宋四民之间没那么等级分明。
这个时代就连匠户制度也是没有的。
匠户制度是蒙古人搞的。
然后又被明朝延续下去。
不得不说洪武大帝局限性太大，不过他毕竟也只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不能指望他在经过了蒙古人的摧残，导致文明断代近百年后，还能重新接上宋朝的原来发展的轨迹。
八十年时间啊!
足够摧毁很多东西了。
而北宋的匠户只是一种户籍上的职业登记，官府的户籍上的确有各种户，但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方便朝廷需要工匠的时候从民间征发而已，虽然是摊派式的强行聘用，但工匠却不是低人一等的。
实际上工匠子孙考进士也没问题。
赵二时候就已经定下了规矩，工商之民有出类拔萃者，地方也可以举荐，甚至和尚道士还俗都能考，至于实际操作中可能没那么简单，毕竟文人控制着举荐权可能有一些黑箱操作，但那不是法律的问题，在法律上工匠也是有参加科举的权力的，这一点和士人没有区别。
实际上宋朝的四民中，倒是农民才最倒霉。
因为不抑兼并导致了佃户大量存在，这些佃户才是最底层的，不但要忍受士绅或者说地主的压榨，还要承受商人的盘剥，不过好处是工商业繁荣可以大量转移人口压力。
他们可以进城谋生。
当然，他们进城也没什么好日子。
毕竟萌芽的资本家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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