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忙把内室的门开了，让叶霞娣进去，附耳轻语道：“先委屈一下，等我们说完再玩。”
戴笠开了门，打着呵欠道：“我正准备午睡，没想乃健兄来了，真是怠慢了。好在都是自家兄弟，不必介意。”
唐纵长着一副白瘦的面孔，戴一副近视程度不很深的白金框架眼镜，白瘦的面孔，边走边扶着眼镜架，坐下后又把眼镜取下，从兜里掏出手绢擦。其实镜上并无灰尘、雾气，这只是他的习惯动作。
唐纵和戴笠同是六期黄埔生，在学校就认识，后来又同时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从黄埔毕业后，他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一九三二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帮助戴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
戴笠心里明白，蒋介石把他和唐纵是放在同一天平上的，只是用法不同，尽管有时他脾气来了，敢对郑介民发火，但在唐纵面前面绝对不敢的。
此外，唐纵为人很小心，对职权以外的事从不擅自作主，一事实上要过问戴笠，一次，在上海区工作的沈醉押送一名“有变节嫌疑”的人回南京，因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车，找唐纵报销时他不肯，道：“这不行，按规定从上海押送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才可报销头等卧车票，你送的是内部特务，只能报二等。”沈醉道：“我们是同乡，这事就通融通融罢。”唐纵坚持道：“正因为你是我同乡，关系非同一般，我才这样做。”沈醉无奈，后来找到管钱的张冠夫才得到通融。
总的说来，戴笠和唐纵的合作很愉快的。此外，因郑介民闹情绪长期不上班，实际上就等于是戴笠和唐纵联手管特务处，这无形又加深了他们的关系。
两个人不声不响坐了一会，唐纵才慢慢把眼睛戴上开始慢条斯理地说正事，道：“雨农兄听说了没有？”
戴笠睁圆眼睛盯着唐纵，对他这种故弄玄虚的说法早习以为常，摇摇头，等着听他往下说。
唐纵道：“邓文仪这回算是栽了。”
戴笠道：“噢？邓文仪这样红透半边天的人物也栽了？不知因何事而栽？”
唐纵道：“我也是刚听到消息的，因事关重大，恐怕电话里说不清楚，才跑了过来。”
唐纵伸出舌头添添嘴唇，道：“如今校长正在江西围剿红军，南昌飞机场突然发了一起大火，烧毁了十几架飞机，几个大油库也付之一炬。这事震动很大，校长闻讯大怒，令邓文仪速速查办，并限期一周破案。”
说到此处，唐纵紧张地四处张望，然后压低声音说：“这事的内幕我是听到不愿说出姓名的人透露的。这事千万保密，就我们俩知道得了。”
戴笠点点头，此时，已把内屋里的美女忘得一干二净，一心扑到政治大事上来了，把耳朵贴到唐纵嘴边。
唐纵道：“邓文仪得到校长命令，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查。他一到南昌飞机场，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就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办公室。”
“二人坐定，寒喧几句，邓文仪刚转入正题，徐培根就起身将办公室门反锁，然后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叠现钞，手拿一支手枪，冲着邓文仪开门见山地说：‘邓秘书，你也不用查了。咱俩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实话说，这是我派人干的。’”
“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团长，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起身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干？’”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说：‘不为别的，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万元全栽了进去’你想，我到哪儿去弄钱填这个窟窿？没办法，只有在帐上做手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一把火把库房点着了。谁想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此祸。’”
邓文仪听完吓得心都快跳出来，心想：老蒋要是知道了，非杀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镇静地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徐培根摊牌道：‘两条路，一条是你老兄秉公办事，把事情捅出去。这样也好，你一枪我一枪，咱俩一块见阎王爷去，一了百了；另一条路，见面分一半，这是十万美金，我送给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来个瞒天过海，一推了之。’”
“邓文仪见过许多大场面，但是像徐培根这样的流氓无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经徐一讹诈，他也没了主意。要么接受贿款，冒险发一笔大财，要么是被这恶棍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校长谎报失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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