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皦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神宗,神宗以为定刑太轻,要求从重拟罪。萧大亨心知此案证据不足,“论斩”已经有些过重,不愿再另拟重刑,便请神宗定夺。神宗急于结案,便亲自定罪,以“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的罪名,下令将皦生光凌迟处死,再袅首示众。
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妖书案也终于结案,但有关妖书案的争论却并没有结束。皦生光是否真是案犯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有人指出,妖书案的最终定案有如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载,参加审讯的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宣布,他定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造的。’”在场的人听了莫不匿笑。此话传到宫中,神宗也哭笑不得。
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皦生光之手表示怀疑。他们曾就此案向神宗皇帝表示,有关皦生光的证据“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当然,沈一贯等人的目的是要找出所谓幕后的黑手,也就是郭正域、沈鲤。史载沈一贯的心腹钱梦皋和康丕扬对皦生光严刑逼供,希望他指证郭正域,皦生光却对着他们大骂:“死则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沈一贯)指,妄引郭侍郎乎!”刑部尚书萧大亨想讨好神宗,再三诱使生光说出“同谋主使之人”,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甚至把写好的纸条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脱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还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祯之手。赵士祯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后,杜门不出。据说,皦生光凌迟处死后,赵士祯精神错乱,屡次梦见皦生光索命,一病不起。相传临死前,他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闻,赵士祯临死时,“肉碎落如碟”。所谓“肉碎落如碟”云云,当然是民间关于因果报应的街谈巷议,姑妄听之。不过,由此也折射出舆论的导向:皦生光死得冤枉。但谁是妖书真正的作者呢?至今依然是个千古之谜。
同室操戈毛文龙被杀之谜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给明思宗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在这份奏疏中,袁崇焕称自己“战惧惶悚之至”,表示要“席藁待罪”。思宗看完奏疏后,“意殊骇”。是什么事情让统领辽东大军的袁督师如此惶恐,令崇祯皇帝如何震惊呢
?原来,在奏疏中,袁崇焕向思宗报告了他刚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诛杀了东江总兵毛文龙!毛文龙是怎样一个人?袁崇焕为什么要杀他呢?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天启元年(1621年)在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下任游击,后金攻陷辽阳后,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后率部驻守皮岛。皮岛又称东江,位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之间,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对牵制后金军队的进攻有重要作用,因此朝廷在皮岛建立东江镇,晋升毛文龙为东江总兵。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率部攻占辽东要地金州,天启皇帝闻讯大喜,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并在谕旨中对毛文龙大加赞扬。由于毛文龙的东江镇对后金腹地形成极大威胁,后金视毛文龙为眼中钉,为了除掉毛文龙,曾几次兴兵讨伐,却都无功而返。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十几万大军进攻宁远这座孤城,原本以为唾手可得的胜利却在袁崇焕率领的数千守军面前化为泡影,气急败坏的努尔哈赤亲临前线督战,结果被红夷大炮击伤,一命呜呼。第二年,一心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又在宁远、锦州城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宁远、宁锦大捷的赫赫战功,使袁崇焕成为威震辽东的抗金英雄。崇祯元年(1628年),一心想求中兴之治的明思宗为恢复辽东,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将辽东军事大权一古脑儿交给了袁崇焕。面对皇帝如此的知遇之恩,袁崇焕感激之余,喊出了“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然而,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袁崇焕“五年复辽”大计的第一步竟然是诛杀大将毛文龙。没想到,后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袁崇焕却帮他们做到了。身处皇宫,延颈企盼袁崇焕复辽喜讯的崇祯皇帝,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袁崇焕给他送来的却是一份震惊。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呢
?毛文龙到底该不该杀呢?
丹东大鹿岛上的毛文龙碑
有学者认为,“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毛文龙的余辜是什么呢?想来是毛文龙死后不久,他的部将纷纷叛变。要知道,在清初四大降王中,除平西王吴三桂外,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旧部。然而,在这些学者看来,这些人的降清与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并没有因果关系,梁启超先生在《袁崇焕传》中甚至称毛文龙不死,也许会成为最大的降王,支持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之情跃然纸上。在有些人看来,毛文龙该不该杀似乎根本就不是问题,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杀他的是威名赫赫的袁崇焕。既然我们认同袁崇焕是大忠臣,被他诛杀的人自然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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