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的春天，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飞章投揭布满街衢，人们声称他是“兽宦”、“枭孽”，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辗转相传。
董其昌《高逸图》董其昌《葑泾访古图》
到了十五日庙会期间，老百姓拥挤在街道两旁，不下百万，把董其昌爪牙陈明的数十间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有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到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这时董其昌只能在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躲避，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当时有人把这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完全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
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案的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结案。但董其昌认定在百姓背后肯定还有士子的支持。因此围绕着到底是“民抄”还是“士抄”，又争论了半年多，最后经过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终于有了一个说法：当时直接参加烧抢董宅的人被处以死罪，松江府华亭县的儒生们也或者被革去功名，或者被处杖刑，而对董其昌本人，则认为是“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
董其昌《盘古图卷》
可以说，由于董其昌的活动，在官府层面上看，董其昌是赢得了胜利。但是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事件发生后，就有人直接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明史》对董其昌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说他“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或许这样的评价是对的，因为在士大夫、文人圈里，可能董其昌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后，他同时却又有着卑鄙龌龊的一面。这两面同样是真实的，只是如果没有“民抄董宦”这样的事件，后人恐怕至今也不会了解到他的另一面，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复杂的。
名联公案东林书院名联之谜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书院依庸堂里题有一副抱柱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广为流传，学人皆知。然而，这副名联还有一段公案未能定论，就是到底是“事事关心”还是“事事在心”？同时对联的作者也是个谜。
提起东林书院，很快让人想到顾宪成和高攀龙等明末士大夫。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安希范等所谓“东林党”人在此著说讲学，这副对联相传即为顾宪成所撰。顾死后，对联被后人刻写挂在惠山寄畅园旁顾氏祠堂里，由于历史的久远，祠堂毁坏无存。经过岁月的冲刷，直到上世纪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林书院才得以重修，这副对联才被重新刻写挂在院内。1960年，被誉为“三家村”之一的著名作家邓拓先生来无锡参观东林书院，见到这副对联，心情非常激动，印象非常深刻，回京后就写了篇《事事关心》的文章。邓拓在《事事关心》的名文中，提倡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国家大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无锡大观》，记载此联却为“事事在心”。稍后，1930年代出版的《无锡指南》中有两处提及此联，一处标注“事事在心”，一处却是“事事关心”，前后自我矛盾。由于邓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事事关心”说广为流传，现代流行的教科书一般采用“事事关心”的说法。孰是孰非却一时间难以断定。“事事关心”便于学生记忆，而且比较符合当时建国后的政治氛围；但从明朝后期的社会背景仔细推敲起来，“事事在心”则有着更为深厚的哲学意义和人文背景，更具合理性。
东林书院依庸堂
明朝专制君主集权日渐走向极端，厉行禁忌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一方面，朝廷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使宋明理学神圣化，并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八股化，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官方所规定的四书五经为标准，考生必须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埋头苦读，答题也必须有固定的格式，以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屡兴文字狱，决不允许有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对于那些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株连九族。然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止民间的自由思想。在民间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文艺领域有唐寅、祝枝山、徐渭等狂放之士，思想领域则有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以“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以及“知行合一”等著名命题，“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是心学的主旨。王阳明称，事父事君之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而且，心学受到禅宗的极大影响。在禅宗里，很早就有“念念在心”的说法，即“念佛须念念在心，深求佛教实义”之意。可见，王阳明的心学，有着明显的反抗封建专制压抑的自由倾向，是对越来越专制的明朝社会的反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哲学背景下，顾宪成创作该联时，写成“事事在心”是很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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