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
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
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
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
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
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
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
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
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
来的中央委员。再则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
无关系，但撷预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
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
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
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
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
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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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
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
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
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
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
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
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但仍暂住在
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
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摒
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
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
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
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是预定今早
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
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筐，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
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
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
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弃出身，能
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
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
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样，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
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
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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