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
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
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
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
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
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
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
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
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
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
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
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
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
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屋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
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
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
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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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在狱中的界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
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
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
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
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
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
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
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
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
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
更深的了解。时“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
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
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
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
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奋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
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
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
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
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
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
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
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
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
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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