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
五花父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
的发展罢！”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顾仆三人，
此事与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及中共均无关系。
② 北京京报名记者邵职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
监狱，曾轰动一时。
第八篇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 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
我出狱以后，全部的局势似乎都变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反国民党倾向的增涨，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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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孙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现出来。中共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异与北方军阀妥协，因而产
生了北京的国共两派分裂的危机。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是赵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逐渐实施委派下
级党部负责人的办法；赵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来的。他很年轻，在五四时系北京高师附
中学生会的代表，当时我们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共。
我入狱后，他才回国；即受任中共北京区的领导职务，自然是缺乏声望和经验的。但因他读
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能说能写，热诚负责，获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时，李大钊先
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当权的后期（即我入狱后）度着地下的生活，不能公开活动；
于是，赵世炎就一时成了北京中共党务的重心。
我出狱后，赵世炎热诚的招待我暂住在他家里，因此，我们有过约两星期朝夕相聚的机
会。他曾给予我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在法国留学四年，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我也很快的发
觉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与我分歧颇大。
赵世炎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
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他也表示过，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国民党左
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是反对国民党整个的现行政策。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可以代表北
京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且有其发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书第六篇第四章说过—汪精卫、张继与陈独秀间曾为中共
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那次谈判不仅没有获得协调，且使相互间的关系多了一层
阴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组织。国民党
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
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
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
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国民党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
则认为国民党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
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爆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
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
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
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
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国民党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
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
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
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
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
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
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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