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
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
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
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
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
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
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
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对于家长是一个重大的示威。家长们对这一幕大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心中也许想着
子弟们的动作是对的，不过做得早一点罢了。我们这群青年觉得占着了上风，有的进而要去
参加革命军，有的要为革命宣扬和奔走。这种对满清灭亡的称快和对中华民国诞生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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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充分的流露出来，而再也无法加以抑制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撞击着我那古老的家庭，我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
所说的一段话，最足以形容出这些年代中这个家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月夜里，在桂林的六塘镇上，也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时候，
我的老母缅怀家园，向我叙起家常来了。她说：“儿呀，你还记得你的外祖母家么？那是你
八岁时去过的地方。”我回答说：“妈，还记得一些。”母亲接着说：你还记得外祖母的花园
么？那里面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称得起雅致的，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
几块横匾。那是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善良的念书的人家。家里的人口并不算少，忠厚持家，不
愁衣食，经过这三十年的变乱，眼看着这个刘家完全败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你的年青老表，
在外面做工营生。
母亲又接着说：我家比起外祖母家来，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祖
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搬到这两省交界的山区里居住，虽然是客籍，倒也相安无事的住了下
来。中经长毛等变乱，听老人们说，我家倒没有遭受到很大的骚扰。这个超过一百人的六房
人家，勤俭耕读，从没有人抽鸦片、赌钱，也不过问地方上的是非，倒在本乡做了不少的善
事，乡邻戚族，熙来攘往，互相敬爱，安居乐土，一切倒也顺遂。
她接着说，那年洪江会造反，兵勇会众都闹到我们家里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的
日子了。接着革命排满、军阀战争、北伐、闹农民协会、闹共产，一次比一次激烈，我家所
受的磨折也就一言难尽了。到了国共对拼的时候，家乡一带更常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今天
什么红军游击队来了，我们家里老是驻扎着什么司令部，还有什么政治保卫局，关犯人、杀
反动。明天剿匪军来了，也驻扎在我们家里，同样的在那里关呀！杀呀！这样来来往往，不
知有过多少次，我们的老家简直变成了一所凶宅！家里的古老家讯和文物等等已是荡然无存。
他们为了搜寻我家窖藏的金银钱财，有的住房的地下被挖穿过三尺，周围的山林都荒芜了，
茶油树等等都被他们砍下当柴烧了。
老母亲还说到我那活到八十九岁的老祖父，如何被农民协会公审，以及他晚年逃难时伤
感的情景，他特别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游击队绑票勒索的事，大为愤慨。她也说到我那在八
年前去世的父亲为我受了许多磨折，晚年郁郁不乐，但仍疼爱我这个做共产党的儿子，不加
责备，也无怨言。她说到我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的家庭，由于我的牵连，曾受到国民党地方
官吏的多次蹂躏。她提到她自己的六个儿女中，有两男一女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和她自己
在逃避战火中几乎丧失了生命等等遭遇。
老母亲说到这些往事时，已是大为伤感，但仍强自镇定，又絮絮绵绵的说道：这一大家
人就在这些动乱中逃亡在外，有的还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再也不回老家了。只有他自己虽
然也常在外面逃难，总是依依不舍，守着这个老家。现在尚在人间的子弟们有抽鸦片的、赌
钱的、干帮会的、干国民党的、干共产党的，其中有些境况不坏，也有破落不堪的，可以说
是远走四方，各奔前程去了。只有每年她在家过生日的时候、还有二十个上下的子弟们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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