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都
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
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
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
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①、
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
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
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
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
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
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
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军
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
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
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
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
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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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
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
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
农联合》、《铲除工贼》、《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
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大会进行相当顺利，所以如此，是得力于中共的党团组织作用。我专任中共中央代表，
并未兼任工会代表，因此，我不必经常参加会议，只在中共党团中，从事幕后指导。参加中
共党团委员会的，有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铁路工会代表王荷波、孙云鹏，上海纱厂工
会代表邓中夏、李启汉，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冯菊坡、刘云松等。这个党团无异是大会决策
的机构，决议案和选举名单，都是由中共党团准备就绪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诞生了。大会选举了二十五人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
（海员工会会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汉冶萍总工会会长）、刘文松（京汉铁路总
工会会长）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森（即李启汉）为委员兼组
织部长；孙云鹏为委员兼经济部长等。并决定总会设在广州，立即行使职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着就在广州举行。它鉴于总会偏处广州一隅，
势难指导其他地区工会工作的进行，乃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我被选为上海办事
处的处长。这个决定给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上极大的便利；后来我曾利用这个职
务，在“五卅”时，迅速地组成了上海总工会，并推动了这个运动的进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大会的决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从此，中国职工运动便与
莫斯科发生了组织上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奥斯脱洛夫斯基在这次大会中参加了大会工作，使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顺利通过，并解决彼此关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各工会前此
都未与亚姆斯坦的职工国际发生过联系，也未受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而新成立的总工
会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一事，毫无阻碍。
在领导这次劳动大会的工作中，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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