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内各商家罢市后,银行工会与钱业公会仍旧照常营业,仅致函
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反讥以不能团结一致;于
是各银行与各钱庄也于六月三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还多方诬蔑这一运动是“排外”,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
但没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都认为五卅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即外国侨民中,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
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
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
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
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份
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
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
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
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
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
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
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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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
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
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
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
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
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
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
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
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
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
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
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
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
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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