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并要求大会接纳总商会所提十三条时，引起了严重的反对。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些工人代
表首先指责李立三事先并未经代表大会的同意，擅自接纳牺牲工人利益的条件。这种议论获
得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具有中共党籍的代表也加以附和。于是，在情绪激昂之下，
撤换李立三的呼声四起。李立三面临着这种不易卸责的局面，只好托故先行退席，要求我以
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代他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并声言，他将接受大会的任何决定。
我在会众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继续领导讨论。我首先指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事先
没有代表大会的认可，即对外让步，手续上是极不合的。我要求代表们就这重要问题的本身，
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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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位代表，一致决定：反对总商会的让步，但为了不损害工商学的联合战线，目前只表示抗议
的态度，并希望总商会能与工商学联合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至于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所
规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关，应期之于本身的长期奋斗。
虞洽卿事实上排除了工商学联合会的反对，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与外人交涉；但同样
遭到外人的拒绝。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进而采取逐步收缩这一运动的办法。
他首先结束了商人的罢市。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由上海总商会、
工商学联合会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一个沉痛的宣言，说明二十六日先行开市及三
个持久的抵制方法，即：一、抵制英国货至五卅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案
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复业，使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当时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
正轰动一时，国共两党都认为此时不可退缩，反应扩大，但这些主张并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
协意向。同此，中共也从事实上体会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时，深觉单凭上海总工会乃至
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广大的农民又不能很快的发动起来，只有徒呼奈何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农民中的工作，也开始注意在军队中的宣传。我在这
时根据中央的决定，摆脱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处理中共中央各项急待解决
的事。
根据虞洽卿逐步收缩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厂罢工渐次复工了。中日间屡经交涉的
结果，日本厂方八月十二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原木、川村两个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家
属一万元，工厂中日人此后不得带武器入厂等条件，还应允俟中国政府颁订工会条例后，承
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所以有这个有关工会代表权的条件，是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缺陷，
才给予日人以借口，真有点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商店早已复业了，工人单独罢工，业已旷日
持久，损失重大；日厂工人乃在上海总工会劝导之下，于二十五日按照复工条件复工。
日厂复工之后，这一运动单独对英的色彩也就更为显明；而英人仍是不肯示弱。公共租
界的电厂甚至断绝华资工厂的电力供应，逼使华资工厂无法开工。这一着正打中了中国工商
界的要害，他们不得不表示屈服。乃由总商会与英厂商定，以恢复供给中国厂商电力，乃发
给罢工期内一部分工资作为维持费等七条件；于九月三十日起，陆续复工。至此，英资工厂
的罢工，也宣告结束。
在逐步退却之中，上海总工会即遭受层出不穷的压迫。九月初它被流氓捣毁；九月十八
日又为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下令封闭。后来，孙传芳在江浙一带撵走了奉系势力，总工会的
副会长刘华被杀害。坚持这一运动最久的而最有力的上海总工会也因而转入了地下。
老练的英国殖民者用拖延分化手段，解决这个风潮。它只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准五月
三十日在南京路老闸捕房下令开枪的英籍巡捕麦高云、爱活森二人辞职，并应允在公共租界
工部局增加两名华董，抚恤五卅被杀害者之家属七万五千元（中国方拒绝接受）等条件②，
就轻轻的结束了这一运动。但从此殖民者也不敢再藐视中国的民族运动。
至于中国人民，大多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五卅运动的失败而悲愤。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
帝热力，确是保留在那里，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发酵作用。
①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是根据一八六八年所订洋径滨设官公审章程设立的。初时只限于华洋互讼事件，
被告如为华人，须由华官审判。后来，外人逐渐侵权，至民国之际，便是华人互讼的事件，也归外人审理了。
会审公廨不受中国法院统属．华人败诉者，无上诉可能。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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