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
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
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
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
我同时返沪），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
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
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
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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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
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
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
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他患有
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
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
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
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
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
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
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
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
济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
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
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①。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
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
个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矜持的说教姿态。他主张提高党权，也有点孔夫子“尊
王攘夷”的派头，他似以陈独秀先生为“天子”，中共其他老干部为“各路诸侯”，而他自己
则负有“强干弱枝”的重责。在这个恋爱风波发生以后，他仍照常工作，若无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态度。
彭述之的行为引起了瞿秋白对陈独秀先生公开地表示不满，认为他领导无方。恰巧那时
我的快要临盆的太太为了安全分娩和进修起见，约于三个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暂时成
了单身汉；同时我在闸北的办公地点，颇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当时住在法租界，是
比较安全的地区，中央的机构也多迁往那里；因而我被安排暂与瞿秋白同住；因此我有机会
听他倾诉有关这方面的不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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