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雾中。
据我所知,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最初是任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的李之龙在寓所被蒋介石将军逮捕了。李之龙系中共党员,
黄埔第一期生,中山舰舰长,直接受蒋介石将军的指挥。他被逮捕的理由是将中山舰擅自开
往黄埔,似有异动。但据李之龙辩称,中山舰的调动,事前曾奉有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
转来黄埔校长室的电话命令;他奉命行事,并无过失。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认为这是孙文主
义学会所设的陷阱,李之龙不过因疏忽而误坠奸计罢了。不少的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李之龙的
异动嫌疑,不过是这一事变发动的藉口而已。
接着,在二十日凌晨三时左右,蒋氏所统率驻防广州市内的第一军第二师宣布戒严,出
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进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纠察队遵令缴出枪械,故未发生冲突。
东山一带俄顾问各住宅的卫队也同时被缴了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奉
命离开职守,集中黄埔军校,听候处置。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指出执行戒严任务的都是孙文
主义学会会员,尤以完全为其控制的第六团,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件事显系蒋氏的主动;但
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仅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
据说汪精卫事前确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才由电话中得到报告,他曾愤而将电话挂断,
一言不发,并从此再不露面。据熟知内情的人说,三月二十日后,汪蒋曾几次商谈,都未获
得怎样处理这件事的结果。汪曾表示这种举动是要不得的;为党国威信计,他不能再干下去
了。蒋虽形式上自请处分①,但认为一切均由汪的领导错误所致,汪应首先表示悔改。
至于这一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似有下列各点:
第一是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与态度是使蒋氏发生
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
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自负不凡的中国军人的不快。尤其是苏俄的政策是很重视
冯玉祥的实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的时候,季山嘉等曾冒
昧的向蒋氏建议将他所统率的军队,由海道运往天津,支援冯玉祥,甚至要求蒋氏到北方去
为冯玉祥训练干部②。这些主张显系不了解中国军人的观念;蒋氏这样一个要独创局面的人
物,那会愿意屈居冯玉祥之下;他之会有苏俄不重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有意贬抑他个人地
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苏俄是否真有抑制蒋的意图则是一个疑问。季山嘉等与我从未谋面;但据我所知,已往
他们都是依照鲍罗庭的指示行事,对外并不作政治性的接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并告诉
我,鲍罗庭和苏俄军事顾问们对蒋氏的尊重,是有过于汪的;决不会有贬抑蒋的意向。不过
苏俄人过于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谋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能迅速发展,
对苏俄的外交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
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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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
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
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
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
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
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
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
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国民党
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
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
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
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
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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