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
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
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
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
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
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
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
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
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
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
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
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
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
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
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
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
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
神武门,向逊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
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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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
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
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
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
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
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
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
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
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
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
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
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
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
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
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
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t 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
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
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
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
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
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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