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
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
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
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
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
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
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
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
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
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
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
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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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
的主张期（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⑾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
第二章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
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
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
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底认为反蒋时
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
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
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闿等则
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庭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
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庭真有几手，
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
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庭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
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
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
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
向鲍罗庭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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