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条例，其中规定总司令应对国民党中央负责，这是将军权置于党
权之下的重要表示。蒋氏虽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团之一，但与过去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力相较，是大为削减了。
国共关系的调整，也是这次会议主题之一。这次会议所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其决
议内容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并应第三国际的邀请，
派代表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商治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④。这与过去蒋氏一味限制中共
党员活动的办法，有了显著的不同；不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职务，仍是没有中共党员参
加，多少还是不能摆脱国民党二中全会党务整理方案的羁绊。
国共关系由国民党党内的合作，进展到了在国民政府中的合作；这似是鲍罗庭首先提出
来的。他在到达武汉之初，即曾向我提到；后来共产国际便有中共党员应参加国民政府工作
的指示，用意是要加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左派同意这种主张，徐谦在
二月二十四日的演说中，即曾提到这一点。会议又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
业、卫生五部，中共党员苏兆微和谭平山因而被任为劳工农政两部部长。此外，会议也决定
容纳中共党员参加各省政府工作，并批准湖南民众团体所提召开省民会议的提案。
这都显然是国共关系的重要演变。在国民党左派要人们看来，为了巩固反蒋阵线，这些
措施都是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方面看来，这是国共合作的进展。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有
时说到“团结”左派，有时又说到“领导”左派；实际上仍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干
事，看作是实际支持左派的行动。中共的作法是要捧着左派去反蒋，并没有逐渐代替左派的
意向。也可以说，这些办法是使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合作，演化为两党在政权中的合作；同时，
中共历来为国共关系伤透脑筋，似乎也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导演这一幕的人是鲍罗庭。他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左派和各军首领以及中共
的工农势力，组合成一个反蒋阵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煞费苦心的。如中共党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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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国民政府工作这一点，他曾向国民党领袖们反复解释，强调中共党员担任劳工农政两部，可
以将工农势力纳入国民党领导的正轨之内，也可以达到纠正工农运动的过激发展。但当他向
中共的负责人方面解释时，却着重说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可以逐渐增加中共在政
权中的份量，以影响国民政府左倾，并且是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一个途径；从此，中共可
以不再做革命的苦力了。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情彩的一幕。可是，事情也并不可能仅凭会议解决，
还须有实力作后盾。做漂亮文章似乎是武汉的特长，会议的决议案固然是多彩多姿，宣传工
作也是做得有声有色，但不免空言多于实际。实力的不够充足和意志的纷歧，都不是一时所
能弥补的。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武汉方面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了。
蒋百里⑤誉为“有决心的军人”的蒋介石将军，却是最重视实干的；他的独裁意志甚为
坚强；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也是胸有成竹。在他行动的时机未成熟以前，他多少
还能忍耐；譬如，他曾否认反对汪精卫；也根本不反对联俄容共政策；更否认他有联奉⑥联
日⑦等等意图。他还是以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正统自居，并表示他所反对的只是武
汉的异端。这些姿态，显然是为了维系他当时在革命阵营中的威望。
到了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蒋氏便开始他的行动了。他再也不掩饰他的反共决心；
而且一起始就用非常手段来对付中共和鲍罗庭。“反共”这一面旗帜，确是他在这次斗争中，
获得胜利的重要关键。他不仅借此团聚了国民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对武汉阵营起着重要的
分化作用，更能由此而争取到列强的援助。反之，武汉的“党权”旗帜，却是黯然失色的。
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国民党党内之争，与他们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在一般国民党员看来，
武汉的反蒋救党运动，无论是否正确，总是受着共方势力的影响。
蒋氏的反共行动由江西开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决
了；这是中共党员在反蒋运动中被栖牲的第一个人。三月十六日，蒋氏命令解散拥护武汉的
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另行由他指派亲信重新组织党部。三月十九日，蒋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倾
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此外，福州安庆等地蒋氏势力所及的地方，都先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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