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
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
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
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
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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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
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
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
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
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
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
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
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
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
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
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
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
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
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
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
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
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
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
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
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
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
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
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
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
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
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
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
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
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
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
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
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
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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