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
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
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
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
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
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
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
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
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⒀。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
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
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
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
时性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反共行动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
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
武汉间的交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交
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
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
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
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
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
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等等，早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高涨等现象。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不
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武汉不仅不能从上海获得
经济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银行界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来往。蒋氏所
盘据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又实施经济封锁。五月三日，南京当局明令禁止武汉中央纸币的流
通。这一连串的手段，使武汉物价高涨，纸币贬值，经济财政陷于极度混乱，无法作有效的
挽救。上述情况，使武汉处于极度艰难的地位。在武汉方面看来，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毒手所
直接间接造成的。武汉的一些要人们认为蒋介石、张作霖乃至北京外交使团，在那里互相配
合，一致行动。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之能够联合反共，不仅有帝国主义者在后
面撮合，而且予以实力支援。至于武汉内部的动摇和经济困难等等，也都是帝国主义者在那
里作怪。
四面楚歌中的武汉，函图予蒋氏以实力打击以求取出路。鲍罗庭在那几天的态度似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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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疯狂，他曾向我表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
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
汉才能立足得住。鲍罗庭这种议论，至少在表面上得着了武汉要人们的热烈支持；这些支持
似也鼓励了鲍罗庭的勇气。
加仑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却抱有不同的见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约我在他的寓所晤谈。
他对着地图向我指出，现在中国有三个力量：一是北京的张作霖；二是南京的蒋介石；三是
武汉。在外人眼中看来，张的势力最强，蒋次之，武汉最弱，奉张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
如果我们能首先消灭张作霖，武汉的实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仑这些话是表示他主张暂
时放下东征讨蒋的计划，实行继续北伐。
我根据所知道的情况，不得不赞成加仑的看法。我曾向他说：“先东征讨伐革命内部的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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