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
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⑾。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
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
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⑿。他鉴
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
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
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
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
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
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
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
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
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
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
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
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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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
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
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
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
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
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
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
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竟员
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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