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
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
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
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
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
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
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样、唐生智等
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琛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
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
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
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
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
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
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
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
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
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
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井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
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
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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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
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
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
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
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挺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
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
⒀，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
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
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
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
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
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
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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