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
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
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
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
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
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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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
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
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
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
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
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
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威
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
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
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
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
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
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
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
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
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
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
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
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
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
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
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
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
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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