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
133／185
----------------------- Page 285-----------------------
《我的回忆》第二册
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
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
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
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
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
“盲动”、“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
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
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
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
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
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
134／185
----------------------- Page 286-----------------------
《我的回忆》第二册
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
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
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