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
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
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
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
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
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
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
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
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
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
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
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
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
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
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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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
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
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
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
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
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
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
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
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
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
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
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
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
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
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
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
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
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
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
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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