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先向我续起旧来。许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王
团长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但没有见着我。此外还有两三
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他们说我比从前胖了些。
我们一面进餐，一面互道情况。饭后，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他说这个黄
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共五百余人。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约有三百人，枪
支只有一半。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机会，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他想带着队伍，去解决那个连。
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
立团则去行动，以期掳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
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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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
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
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一再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
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
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
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
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对立团是由农民自
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
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
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
“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
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
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
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多数无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枪逐渐增加的结
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生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
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
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
评他“老大”（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
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
富。团不利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读过几年
私塾或小学）。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
留住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拍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
正规红军，他没有机关枪，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他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
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他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
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有政府发动农民代为
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
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
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
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
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
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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