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
以免遭到杀害。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
又是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
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
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
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
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
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
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说：“请
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他们九个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
乘机围捕，那是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拼，也是凶多吉少。
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拼，
应允将所有的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
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土匪，才获得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
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
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
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
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
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
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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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
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当副队长。
王树声很佩服符定一，认为是先进的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符
定一在他们最艰苦的初期，以远见、忠诚、勇敢等资质，对这个区域的游击战，发生了起死
回生的作用，最后还贡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树声说到这里还问我：“主席认识这个人吗？”
我回答：“认识的，他是广东同志，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他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
事。矮矮的个子，一声不响，很老实，到很有干劲。”
王树声继续告诉我，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打了许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
一任副队长之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他还教他们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不久，符定一坚
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
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从下手。
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方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
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
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
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
意之后，似减少了恐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
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于是这个
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去。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
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的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尤
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
回来。谁知道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骗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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