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烟，有些仅有少数的老年人。这些村庄的房屋虽还算完整，但因无人照料，屋内泥土上甚
至一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芜，山头上的寨子都被毁掉了。这一带的荒凉景象，使我为之慨
叹不已。
据王树声告诉我，这一带是他们以前常来打游击的地方。他们初以湖北麻城黄安北部为
据点，向北打游击，只要翻过大别山，就进入了河南境。湖北的农民到了河南境，就像到了
外国一样，确实有些乱来，这就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这一带现已在我们军事力量控制之下。
一般农民虽有不满，但谁愿离乡别井，不过由于地主民团百般威胁，宣称哪一个不逃离苏区
的就杀无赦，因此，除少数的老年人留在家里看家以外，以万计的农民都逃到这里北面的白
区去了。
王树声还指点我，如何从破坏的遗迹来识别系红军抑系白军经过的地方。譬如寨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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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方均不愿完整的留下供对方做据点之用，必须予以破坏；但红军破坏必很彻底，而白军的破
坏则仅系敷衍命令，略事点缀而已。又譬如祠堂，白军也为了不留给红军作营房之用，加以
破坏；而红军则为避免引起农民家族观念的反感，不加破坏。在譬如庙宇，白军也常加破坏，
而红军则仅捣毁庙内的菩萨，以破除迷信。至于普通民房，白军也有任意破坏的，红军则绝
不损及民房，因为我们已不再采用烧杀政策了。
王树声说到他们曾号召这一带逃走了的农民，回家安居，但尚无显著的效果。这一带的
农民逃得并不远，多数聚在据这里几十里路的白雀园区一带，沙窝区北境。地主民团把守着
几个寨子，作为对我们的封锁，每个寨子里都住着成千逃亡的农民。我们红军的政治工作人
员和苏区的工作人员，常向这些寨子喊话，要他们回来，但结果总是双方对骂一阵。
王树声也承认以往”乱打土匪“的行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详细
计议这件事，我主张苏区和红军干部进行广泛教育，纠正乱打土豪的作风，号召逃亡的农民
回家，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所有回家的农民，只要不再采取行动反对苏维埃和红军，一切旧
账，都可置之不问。王树声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这是应该采取的步骤。后来我们在这一方面
作过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这一带才有半数的农民陆续返回他们原来的村庄。
苏区周围各个区域的情况极不相同。我们即将进入的清区，要算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为
改良主义的民团势力所统治。该区首领是大地主顾某，他任区长和民团队长，我们的人称之
为“顾狗子”。我的同志们常说：“顾狗子这条老狗，使我们最厉害的对头。”
王树声也称许顾狗子是一个反共能手。顾的一个外甥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是 CY 团员，有些
社会主义的知识，回到清区后即脱离了团的关系，成了顾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
义的办法，为顾狗子所采纳，制定成为 他这一区的公约，约二十余条，其要点是：实行二
五减租，借贷利息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区骚扰，区内人民如参
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等等。
顾狗子实施这个公约，一面安抚农民，另一面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简直成了一个土皇帝。
他将他家里的大厅布置成为一个公堂，大小事务，概由顾狗子坐堂解决。他家门前的广场上，
竖了一根大旗杆，挂起一面“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旗子，并私设一座断头台，如捉到通匪奸
细，即铡掉人头示众。
顾狗子对付我们的办法，是以游击对游击。他将这个区域内原有山寨都毁掉，他从不采
用坚守寨子的策略，认为这是防御的下下策。他主张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们在野外作战。
他搜刮了不少钱财，购置了长短枪三百多条，组成一支坚强的民团。红军进入这个区域，如
果人数少，他便动员民团和一般老百姓，四面包围来解决我们；如果我们的人数多，顾狗子
的队伍便躲在山林深处，相机踩我们的尾子，或实施夜袭。他们打游击的功夫与我们不相上
下，因此，王树声认为需要有一团人，才能护送我安全通过清区。
翌日清晨，我们走了十五里，便进入清区。我们在一个山冈上的茶店休息，这个茶店内
只有一个老年人照料。我的同志们告诉我，我们进入清区，男女老少早已躲到山林去了，这
个茶店的老年人便是顾狗子留下的侦探。第三十团政治部主任特别找那个老年人说：“快去报
告顾大老爷，说我们是借路经过的，只在休息地点喝水造饭，不会损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
留难，否则，当心我们的报复！”那位政治部主任还坦率的告诉那个老年人说：“我们是有名
的第三十团，全部在此，有枪八百多根，有重机关枪四挺，不要讲错了！”那个老年人果然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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