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顾顺章叛变的严重性，不要信赖残存的交通线，即原非顾所知道的，也要严防波及。
我们所收到的打击有增无已。我们风闻中央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但不知何时被捕，是否
与顾顺章的告密有关，以及牵连什么同志。我们约莫知道向忠发被捕后，他的表现和中央所
受到的影响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只有互相勉励，即
使失去了中央的领导，我们也要单独奋斗。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们才接到关于中共中央情况的可靠消息。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
中央负责人，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里
继续执行职权，并与当年十一月七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和项英当选为副主席。这时，江西中央苏区曾获得一
些军事上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尤其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孙连仲的大部二万余
人的转变，参加红军，使江西红军的实力大为增加。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苏区之后，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个主要苏区去了，扩大白区的工
作一时便随之减弱。中央给我们的函件也说到白区工作，一时不易发展，尤其是发生了顾顺
章叛变、向忠发被捕等严重事件之后。中央还要求我们不要过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
其拥有的交通线，要严防敌人的渗透。
由于消息隔绝，江西苏区胜利的消息，我们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们的不幸又往往
被敌人利用来发动宣传攻势。敌人宣扬中共中央是被摧毁了，甚至造谣说周恩来也已投降了。
敌人利用赤区与白区的通商关系，派遣一些奸细到处造谣：不是夸说国民党已调集主力军携
带大批飞机大炮，不久要来进攻这个苏区；就是离间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号召军民人
等反正。国民党这些做法，生效虽然不大，但对这个尚不稳定的苏区，确有动摇人心的作用。
苏区内部的困难，数不清，说不尽。即以疾病的侵袭来说，带给我们的损害，有时会比
敌人的打击更为重大。我们的环境卫生很坏，食水不洁，苍蝇蚊子臭虫虱子是有名的四害，
疟疾痢疾和皮肤病等猖獗流行。许多工作人员患了疟疾，依然照常工作，他们得不到医治，
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当作一种病了。我们的营养和很坏，吃得只有大米杂粮和花生之类，
缺乏蔬菜，更缺乏肉类。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这是党和苏维埃刚闭幕的时候），我就病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拖
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会时 ，就已患疟疾，但我在体温恢复正常时，仍抱疾工作，不久
便并发了肠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呕吐，饭食药品，随服随吐。我的身体日渐瘦弱，已无力
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许不算是严重的，但在偏僻的乡间，医疗药品，均感不济，几乎
使我丧失了生命。我自觉身体的抵抗力太弱，经不起考验，也为我在这紧急关头所肩负的责
任而耽忧。其实，愈是焦急，病就愈难痊愈，缠绵月两个月，病况才有转机。
我的卧病，对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自然不无影响。在我身边的同志为我的病耽忧，甚
至他们曾想到万一我一病不起，善后步骤应如何安排等。特别是在前线的同志，更因此为之
不安。后来曾钟圣曾承认因闻我病重，深恐这个区域的领导权，将为他所最不满意的沈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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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所掌握，所以他有带着红四军脱离这个苏区的企图。
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工作，并未因我的病而停顿下来。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
主席职务，分别由沈泽民和蔡申熙代理。这时，我们在各地传达大会的决定，采取一面斗争
一面说服的较温和的办法，来纠正已有的错误。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受到处罚，但党的内部
竟因此发生了一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
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大会后，豫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开始散布对这
次大会不满的言论。他们说：“这次代表大会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新来
的干部反对早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干部，也就是黄安麻城人反对安徽人。”他们批评沈泽民是不
懂世故的留俄学生，只知挟中央以压制地方，其实中央是否存在，还是问题。他们知道了我
病重的消息之后，更表示不能信赖沈泽民的领导。中央分局觉得金家寨这些反党的言论，似
是许继盛播弄起来的。许在路过金家寨时，并未表明遵从大会决定的态度。相反，他表示爱
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满大会对他的批评。
红四军与七月中旬开到英山前先后，接二连三的击溃了那一带的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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